在中国大陆一般人心目中，章士钊（1881~1973）是(5)
2013-06-21 01:18
导读：辛亥革命后，临时政府也来弄一个《民国暂行报律》，虽然已剔除送审等条款，仍属言论自由的障碍。他再一次挺身而出捍卫言论自由。他大声疾呼：“民
辛亥革命后，临时政府也来弄一个《民国暂行报律》，虽然已剔除送审等条款，仍属言论自由的障碍。他再一次挺身而出捍卫言论自由。他大声疾呼：“民国当求真正之言论自由！！！”在引述戴雪等英美名家的论述和申说自己的意见后，他写道：“以是理由，本报（民立报）对于内务部之报律，其所主张，乃根本的取消！无暇与之为枝枝节节之讨论！以后并灌输真正之自由理想于国民之脑中，使报律两字永不发于国会议员之口。”[xxxviii]
捍卫财产自由是章士钊关注的又一热点。民国元年6、7月间，湖北省议会通过决议，要没收汉冶萍公司，理由为那是反对辛亥革命的前清官僚盛宣怀的财产。章士钊立即撰文，除指出该会判断有误，这个公司确是由股东会负责的商人资产外，特别对当时开始兴起的“”或“社会革命”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吾国夙患财产分配之不均，迩来不完全之社会主义尤频闻于国中……所谓社会革命者，即财产革命也。于是嫉视资本家前以形格势禁不敢昌言者，今则昌言以外，进而实行。”在揭露传统痼疾藉革命之名而突显后，他语重心长地说：“吾人财产不均之苦，果何若欧美？……以人道言，自应鼓吹社会主义以救正之，而通世界之生计家未敢放胆此言者，则实鉴于近世生产之发达为资本凝集之结果；苟资本动摇，则生计状态将立见退步也。……使以后所有商办实业微，有资者相戒裹足不敢投焉，此不谓自杀之愚计不可得矣”！[xxxix]当时，私有财产总的说来为朝野各界所尊重，章士钊却如此警觉，历经近90年的风风雨雨，人们不能不佩服章氏见微知著的卓识。
言论和财产两大自由是现代公民全部自由的基础。章士钊的这些言论，可谓抓住了根本。那么，如何保证这些自由？他从制度建设的高度，着眼于健全法治。1912年3月11日临时参议院通过并公布了《临时约法》，第二天，章士钊立即撰文揭露它有两大缺陷：
（科教范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1．没有解决公民自由的保障问题。“《约法》曰：‘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倘有人不依法律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人，则如之何？以此质之《约法》，《约法》不能答也。”他指出，这是许多成文的共同缺陷，应该吸取英美法系的优长予于补救：“然人欲滥用其权，中外一致。于是英人之保障自由，厥有一法。其法维何？则无论何时，有违法侵害人身之事件发生，无论何人（或本人或其友）皆得向相当之法廷呈请出廷状（Writ of Habeas Corpus,现译人身保护令）。法廷不得不诺，不诺，则与以相当之罚是也。出廷状者乃法廷所发之命令状，命令侵害者于一定期限内，率被害者出廷，陈述理由，并受审判也。英人有此一制而个人自由全受其庇荫……兹制者，诚宪法之科律也，吾当亟采之。”[xl]
2．为侵犯司法独立留下了隐患。《临时约法》第10条规定：“人民对于官吏违法损害权利之行为，有陈诉于平政院之权。”章士钊敏锐地揭露，所谓平政院属于行政裁判系统。“平政院者，即行政裁判所之别词也。凡有平政院之国，出廷状之效力必不大，何也？人民与行政官有交涉者，乃不能托庇于普通法廷也……使行政权侵入司法权，则约法所予吾人之自由者，殆所谓猫口之鼠之自由矣。”[xli]因此，他坚决主张删除这一条。
他的思路非常明晰：要吸收现代法学精华，建立完备的法治体系和司法独立制度，为保障公民的自由和国家长治久安奠立坚实基础。这是他毕生坚持的基本信念。
20年代的章氏反对新文化运动；反对在中国推行来自西方的议会制，相应地反对组建政党；反对发展孳孳牟利的业；如此等等。可是，他维护公民自由的初衷未变。
与章士钊鼓吹农国论差不多同时，国民党着手改组，实行“国民革命”， 组建“党军”北伐，推行武力统一政策。这个“革命”的基本政策之一，是“以党治国”，取消各种自由。章士钊非常敏锐地注视和坚决反对这种倒行逆施。
中国大学排名 1925年，他已开始揭露这一现象：“吾人之赴粤东者，偶或不慎，身体自由当被如何限制，至不可料，其夙经名捕，不得入境者，又别论也。钮惕生（《全集》编者注：名永建……近代民主革命者，国民党政客）为应中山先生之召而往，以稍涉异己，横被僇辱……新闻记者，为弹丸剡注，肆诸市朝，在五羊之城（广州别名——引者），并未视为怪事”。[xlii]
1926年，随着北伐进展，这些怪事越来越多，他的批判也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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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猛烈：
1．国民党的“以党治国”，与现代格格不入。
他说：“南军之兴也，标榜以党治国，凡异党之人，举不得有政治权利……一国之中，从政只许一党。一党之众，所奉只许一义。有异于是，其视吾力，斯今之所谓党治。”[xliii]
描述这一现象后，他严肃地指出：这“实为政党之旁门左道”。[xliv]因为它从两个方面违反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
一是它与民主政制下的政党性质背道而驰。“盖国政之所从施，政家所见，容有不同，见在甲者，相从而为一派……见在乙或丙者，亦各相从而为一派……斯乃谓党……今国民党曰：否否。吾国只有一党，他党兴，杀无赦。”“自吾党外，人不得有异议。有且以逆论。此在17世纪前，淫昏之朝，且未必尔也，共和云乎哉？”[xlv]这样的政党在自己内部也必然肆意摧残民主。例如，北伐军占领南昌后，江西人王恒“久于程潜（北伐军高级将领）幕下，出为委员，讨论政策时，只曰似乎不宜，而翌日即被免职。”[xlvi]
另一方面，这与公民是政治主体的地位完全不符。他说：“党者相代迭兴者也。盖民情有变易，斯党势有盛衰。吾党今日得民意而用事，明日容得其负而不用事……今国民党曰：否否。凡本党之去留，人民不得有自由意。吾执政，则执政矣……此唯世袭专制皇帝宣言之，共和国之政党，似未能尔也。世袭专制皇帝，时且闻偕亡之叹，而为之震惊。今此叹若在腹诽必禁之列，岂不奇哉？”[xl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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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民党在北伐中的所作所为，严重侵犯人民的基本人权。
北伐军占领各地后，大叫言论自由却绝对不许与党见不同的言论存在。章士钊在所撰《时评》中曾以长沙为例，愤慨地揭露这种古今罕见的虚伪：“长沙市记者联合会……是日成立，集众演说，编制口号，第一条曰：保障言论出版绝对自由。噫！先生之号则大矣，先生之志则不可。盖言论自由者，基于异不基于同，长沙外于党部可得自由之出版物，久已绝迹……古今书契中，其羌无意义之语，有甚于此者也？”[xlviii]
他一针见血地说，蒋介石高叫“以党治国”，实质是扼住人们的喉咙，把人民当奴隶，不让自由说话：“蒋介石者……手握军政大权，控抑全党……今军势大张，行此愈厉，以党治国四字……且骎骎直扼全国士夫之吭，迫为然否从违之答而无所遁逃。”“平心论之，革命者自然之权也……然反革命与不革命者，其为吾人自然之权，量适与齐。凡人类而正反两面之论不见，时曰奴隶。凡同种而思想言论自由之权不保，时有强暴。”[xli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