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陆一般人心目中，章士钊（1881~1973）是

在中国大陆一般人心目中，章士钊（1881~1973）是非常特殊的人物。知识阶层中年纪稍大的，大约都知道毛泽东与他的关系非同一般。文革前夕，毛要谈，特地把这个段祺瑞当“执政”时的教育总长找来静聆纶音。文革期间，“知识越多越反动”，焚书坑儒，他的《柳文指要》却由毛特别批准出版。1973年5月25日，根据“最高指示”，一架政府专机把92岁的章老及其亲属和特别配备的医生、护士、、警卫送到香港，名为“探望夫人”， 实则身负恢复与联系的重任，成为震动海内外的重大。年轻一代不知这些荣宠，却从选入中学课本的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名篇和相应的讲解中，确信章士钊与1926年3月18日屠杀包括刘和珍在内的47名学生的惨案有关，是穷凶极恶的“落水狗”。真正研究他的学者不多，论述一直比较持平。[i]特别对他在《苏报》案前后的表现，论者无不赞叹。近日有的学者还说，三·一八惨案发生时，他正在天津，事情与他无关。

章士钊一生多姿多彩：革命者、报人、政论家、高官、、名流。除了有些活动颇遭物议外，其他方面都有出色表现。愚意以为最值得后人称道的是他在思想领域的耕耘，无论成功的亮点和负面的教训都有很值得注意的地方。例如：

1．激进青年的思想取向。

2．辛亥革命的思想——调和立国论。

3．公民自由及其制度保障的追寻。

4．寻求中国特殊道路的教训。

激进革命者的诞生及其思想趋向

1903年的《苏报》案，章士钊一举成名，也令他日后为当年的幼稚脸红。

章士钊出生于湖南长沙县；20岁前，在家乡受传统教育。1902年，到南京进江南陆师学堂，第二年，便成为学潮领头人，带领30多位同学退学，到上海投奔蔡元培、吴稚晖等组织的革命团体——爱社。同年5月27日便受聘主持《苏报》，与爱国学社同人合作，把该报本来已有的自由、、革命倾向发挥得淋漓尽致。短短一个多月，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大骂“戴湉小丑，未辨菽麦”的《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即《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摘录），章士钊自己撰写的《驳<革命驳义>》等等，一一见诸报端；导致清政府与租界当局合谋，逮捕章太炎、邹容及《苏报》办事人员，查封爱国学社。7月7日《苏报》亦被当局封掉。这就是震动一时的“《苏报》案”。在查办此案的大员俞明震庇护下，蔡、吴逃逸，章氏逍遥法外。一个月后（1903年8月7日），《国民日日报》创刊，又由章氏主编，继承《苏报》传统，继续热情洋溢地宣扬民主、自由和革命思想。这家报纸寿命也不长，清廷严禁销售，加上内讧，同年10月被逼自行关闭。与此同时，他办印刷厂，印制《黄帝魂》、《孙逸仙》等宣传革命的书刊；参与组织秘密革命团体——华兴会，成立暗杀团，风尘仆仆，奔走各地。1904年，因受刺杀广西巡抚王之春案牵连，身陷囹圄40日，出狱后东渡日本。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整理）

这个时期的章士钊是一位热情、忘我的革命者。编报、出版，对他说来都不过是革命思想为革命服务的手段。那么，在思想领域，他宣扬了什么？

出现在他笔下最多的词汇之一是“公理”。接任《苏报》主笔后7天，他添设“舆论商榷”专栏；便特地说明：“本报之设此门，专以研究问题，阐明公理为目的。”[ii]此后的言论，贯穿始终的就是公理二字。他所说的公理，以天赋人权论为中心，包括自由、平等、民主、三权分立、独立、革命乃至等观念。

他追求这些公理，体现了人的解放——公民意识觉醒的潮流。在他看来，“不为国民，即为奴隶”，而“奴隶非生而为奴隶者也，盖感受三千年奴隶之历史，熏染数十载奴隶之风俗，只领无数辈奴隶之教育……演成根性。”[iii]表达了摆脱传统羁绊，让中国人从中世纪的臣民转化为现代公民的强烈愿望，应该充分肯定这些论述的历史正确性。

不过，以革命者的标准去衡量，章士钊却显示了年轻人不成熟的偏执或极端。

一是言辞极端。1957年，年近八旬的章氏在回顾半个世纪前的《苏报》案时写道：“前清末造，士夫提倡革命，其言词之间，略无忌讳，斥戴湉为小丑，比亲贵于贼徒者，惟香港、东京之刊物能为之，在内地则不敢，抑亦不肯。洵如是者，词锋朝发缇骑夕至，行见朋徒骇散，机关捣毁，所期者必不达”，而当年他编辑《苏报》，偏偏“并为爆炸性之一击”。[iv]一份理应沟通各方，揭露事实，耐心说理，长期图存的报刊，却明知故犯，以漫骂代替说理，不该出现的字眼（如辱骂皇帝为小丑等等）一一见诸报端，呈快于一时，采取自杀性的编辑方针。

二是情绪极端。他把排满视为理所当然的事。他说：“吾以为满洲之在吾中国，不可一日不去；吾同种之对满洲，不可一日不排。排满之天性，是固人人之所同，不可一人不有此目的，而其手段之如何，非所问也。”[v]在当时的下，排满有很大的煽动力和吸引力，不但民主革命者可以接受，梦想“重睹汉官威仪”的民族主义者更衷心拥护。不过，这个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混同了民主革命与种族矛盾的界线。500多万满人中，君主和贵族到底是少数。高明的民主主义者，应该耐心启发，让各族民众携手革除中世纪的羁绊。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三是取向极端。要是说面对满族权贵的颟顸，以实现自由、民主为基本内容的“排满革命”尚为许多人认同的话，那么，把社会主义作为当下要求，超前的激进就十分明显了。而他向往社会主义却溢于言表：“迩来社会党之风潮，其影响所被亦广矣。锲而不舍，异日革除奴隶之中心点，非斯人殆无与归。……以今日之现势而论，则有不为奴隶之倾向者，惟强盗与社会党二者而已。……然吾料中国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破坏之破坏，将胥（天）下而为强盗。建置之破坏，则胥天下而转移。夫于社会党二者将来之所必至，顾视吾国之运动何所底耳。”[vi]简单地说，革命、排满、社会主义，就是青年章士钊的思想取向。在当时这是最前卫也是最极端的。

一个年轻人，进入新式学堂后，那么快就成了激进的革命分子；这是偶然现象，还是不容忽视的趋势？如果是后者，除了众所周知的因素，直接的诱因是什么？

其中之一是义和团事件的负面效应——民族主义迸发的必然现象。

观察17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和现状，民族和国家的分合交错，缓慢前行。中世纪的军事、的强制结合体系必然要被和民主、共和的结合逐步取代。但这是由血污、眼泪、战火、激烈冲撞谱写的行程。市场要冲破封闭，走向统一和联合；它又教会人们要自由、独立，个人、民族、国家概莫能外。于是，悲壮、血腥的分合抗争和战火就连绵不断了。20世纪中国也在重演这一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