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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大陆一般人心目中，章士钊（1881~1973）是(7)

2013-06-21 01:18

3．回归传统，建立他所设计的社会制度。

他非常明确地指出，以农立国就是要摒弃外来的现代，回归传统。他说：“建国之本原既异，所有政治、、、习惯，皆缘是两歧。农国讲节欲勉无为，知足戒争。一言蔽之，之书，为用极宏，以不如此不足以消息盈虚，咸得其宜也。工国则反是纵欲有为，无足贵争……”。[lxiii]

以此为思想，他设计了一幅美妙的图景：

“……以村为单位，一村内农产物之出额几何？如不足，则自外买入，多则酌量卖出，概由，以资调剂。另发行一种纸币，流通本村，则一村之人都可无衣食之虞。由此道路，改良建筑，办小学及文明应有之机关，都可由公共买卖局设立。凡是人民的生活，务须保持在水平线以上，村村如此。由村而县而省，均以本地之出产，维持本地人之生活”。[lxiv]

六天后，他进一步工笔描绘：“将这地方的出产通通计算起来，一年能够有多少产物，价值多少，以价值作标准，发行一种村券……这种村券不以金钱为本位，是以物产为本位的。一村的出产由公共保管，设一公共买卖社，除掉要应用的以外，由公家以纸币收买，以所余的运到各处去发卖，村里没有的到各处买回来。这村内的人民，各按各人所能作的，分工去作。在应受年龄期内的，要强迫去受教育。在村内的，人人有饭吃，人人有工作”。[lxv]

这些话是章氏1923年10月在长沙讲的；湖南各大报登了这位名人的词。这时毛泽东正好在长沙为工人运动忙得不亦乐乎；还来不及关注农村。但他早与章氏有过交往，没有看到乃至听过这些话的可能性很小。当时，章士钊身体力行，企图在家乡推行这个农村自治运动，而以失败告终。35年后，毛泽东以这位乡贤难以想象的气魄发动了气壮山河的人民公社运动，而且不管东西南北风，顽强地坚持了20年！其后果则已刀刻斧凿，永志和亿万中国人心田，毋容笔者置喙。令人震惊的是两者的指导思想如出一辙！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值得注意的是，章士钊思想的转变，不是一人一时的迷误。在20年代，以农立国已形为互相呼应的全国性的思潮。晏阳初在河北定县的乡村建设实验；山西督军阎锡山推行的“村治”以及河南、山东等地的有关活动最引人注目。他们同气相求，互相联络；办报；出书；开办学校，培训干部；成为一个独特的思想文化现象。中国农村非常落后，任何有助于农村经济文化发展的活动，都是久旱甘霖。这些活动确实各自为改善农村状况，作出大小不同的贡献，有不容否定的历史功绩。但是，除晏阳初等少数人外，这一活动的领袖人物，大都与章士钊一样，企图在思想文化领域另辟蹊径，回归传统，成为这一运动的一大特色。

这股思潮的性质是什么？这是一个尚未完全解决的学术问题。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以破坏为代表的现代化负面因素突显；寻求文化多元和自身传统，提升民族自尊的思潮广泛；历史人物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纠正过往偏见的呼声随之浮现；赞扬这一思潮的见解十分流行。其中颇有代表性的意见是，这一思潮也体现着一种现代性；它与反对者的争议，不是现代与反现代的冲突，而是中国现代思想的内部冲突。

还是从章士钊谈起。那么，能否据此断定章氏的农国论是现代性的体现呢？看看他对社会制度的设计，情况就清楚了。

在经济层面，他所勾画的农国，由村、县、省到全国，层层“自给”，“知足戒争”，“概由”，“以村为单位”，甚至货币也由各村发行！这样的“单位”体制，等于强迫各个公民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各级官员处理。它可以培植大小不一的秦始皇，却与自由云云，相距不止十万八千里。

在政治制度层面， 他认为中国只能“以农立国”，什么政党、国会等等全都不合国情，通通应拒诸国门之外。既然没有政党，“以党治国”就不成为问题了。可是，这与他所孜孜以求的坚决保障公民言论和其他自由立即陷于无法调和状态。公民有了自由，很可能要结社、立党，进而要民主，要国会，要立国……。不同派别和随之而来的政党或迟或早必然浮出水面。如果按现代社会的常规听之任之，“农国”云云，立即化为泡影。打着“依法治国”的旗号，立例禁止；或干脆用暴力镇压；都等于背叛素志，与蒋介石、国民党一样，侵犯公民自由。

他期望通过法治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可是，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说明，这个自由空间的大小取决于两个重要因素：一是经济基础。宗法关系笼罩下的自然经济，是尊长专制统治的天然基础。只有以范围越来越广的为基础的工商经济，才能从物质条件和人际关系两个方面为人们的自由活动提供日益坚强的支持。二是在政治层面，必须形成多元力量互相牵制的结构，推行宪政、法治，才有可能保障公民实现自己的包括言论、结社自由在内的各种权利。但章士钊既提倡为专制奠立牢固基础的“公共管理”下的自然经济；又把国会、政党弃如敝屣，看成与国情格格不入的祸害。这等于把公民自由的基本条件和保障体系摧垮了。他念念不忘的人身保护令制度，只能落得画饼充饥的下场。因此，这一时期他对自由的关注，是浮悬在其“农国论”上的外在因素。不管其主观意图如何，从理论层面看，这是一个反现代的构思。[lxvi]

尽管可能与章士钊的初衷完全相反，其结果却只能是一条回归专制走向奴役之路。要在这里寻找“现代性”，实在是南辕北辙。

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

纵观章士钊一生，大体上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他们在思想史上值得肯定的建树，大都来自现代西方主流思想的介绍和坚持；摭拾西方一些偏激之士的牙慧，执意回归传统，往往误入歧途。窃以为这个结论听起来不那么恰意，甚至可能有点伤害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却是难以抹杀的事实。

于是，我们面临一个尚未彻底解决的老问题：为什么近代中国许多思想家往往都由提倡学西方转向主张回归传统？

窃以为这是由三个因素造成的：

第一，缺乏穿透复杂历史现象的观察力。

20世纪有几个影响世界全局的历史事件：两次世界大战；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危机；苏联的出现及其计划经济貌似成功。这些事件提供的信息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主导的现代化出了大漏子，要赶快另谋出路。

以章士钊来说，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转变？

主要原因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其思想的巨大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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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全集》第1卷第483页。

[xxxiii] 章士钊：<政党之唯一条件>，《全集》第2卷第3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