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边界的消蚀：文化保守主义视野中的个性自(11)
2014-08-08 02:48
导读：用不着仔细分辨就可以看出，这样一种价值观念一当流行开来，会给强调禁欲苦行的新教伦理以多么巨大的冲击。丹尼尔·贝尔曾注意到，新教伦理的瓦解
用不着仔细分辨就可以看出，这样一种价值观念一当流行开来，会给强调禁欲苦行的新教伦理以多么巨大的冲击。丹尼尔·贝尔曾注意到，新教伦理的瓦解与大众消费社会的兴起有关。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汽车、电影、广告、分期付款等技术发明和社会学发明促成的。但是另一方面，汽车之所以被当作自由逃离邻居的窥探目光从而可以打破旧禁的流动私室，电影之所以成为展示摩登样板的窗口和传授快乐技艺的学校，广告之所以能对人们的欲望和趣味构成强有力的牵引与刺激，分期付款之所以腐蚀工作伦理而成为驱动享乐主义的便利手段，从一种相当确定的意义来说，又都是与追求自我经验全面提升的文化风尚，特别是虚无主义由于勾销善恶界限而给自由个性以极大的心理解脱密不可分的。因此结论是，“表现型个人主义”不仅同其他技术发明和社会学发明相配合，而且以其独特的颠覆性能量，促成了干涉冲动的“行善道德观”向放浪不羁的“娱乐道德观”的蜕变。丹尼尔·贝尔把这一蜕变描述成一百八十度的乾坤挪移：“在过去，满足违禁的欲望使人产生负罪感。在今天，如果未能得到欢乐，就会降低人们的自尊心。”[64]
“娱乐道德观”的蔓延给个人主义赋予了哪些新特征并进而引发了什么样的社会文化后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是按照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评论，最重要的或许有两点。其一是理想崇高的扫荡。麦金泰尔指出，由于以价值虚无为凭借，现代个人主义对自我的迷恋已成为“朝向和进入一种不再有任何明确标准的境地的运动”。[65]作为没有任何先在本质的虚无，个人是一组永远保持开放的可能性。他可以扮演任何角色，采纳任何观点，因为他本身什么也不是，什么目的也没有。这种存在状态使他无力也不愿进行崇高责任的承担。对他来说，即便在选择时发生内心冲突，充其量也不过是“两种偶然的主观随意性在心中的相遇”。[66]至于由此产生的烦恼，则可以用轻松的心理疏导来化解。在这个意义上，“娱乐道德观”的流行塑造出一种安闲自在的生活风格，似乎在我们这个自由开放的时代，那种终极价值关怀的严肃、庄重和痛苦是完全多余的和不必要的。因此就有黑弗纳式的“花花公子”哲学为人们作开导。怎样才算花花公子？“他必须把生活看作不是泪水之谷，而是快活的时光；他必须愉快地工作，却不把工作看作生活的终结和一切；他必须是一个机灵的人，一个明白的人，一个有审美能力的人，一个对于享乐是敏感的人，一个并未获得酒色之徒或浅薄的文艺爱好者的污名、却能充分享受生活的人。”[67]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其实，不背酒色之徒的污名只不过是一种障人耳目的说法，而且对于花花公子来讲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充分享受生活”。但是文化保守主义者指出，如果打破道德禁忌而无拘无束地开发经验边疆，那么，享受生活骨子里永远都不可能充分。一个典型例证是，在早年美国那场禁酒运动中，对酒的渴望曾被提到向往自由的高度。但是这个高度在今天显然已被超越。大麻、可卡因、海洛因带来的刺激才能给人以更亢奋的高峰体验。文化保守主义者由此断定，“娱乐道德观”的蔓延不仅会荡涤理想崇高，而且会引发另一个更严重的后果。这个后果就是道德生态的破坏。
文化保守主义者反复强调，放纵和约束的关系是一个关乎文明命运的根本性。虽然他们不赞同原教旨分子那种把道德热忱化的偏执主张，但却始终认为，对人的欲望予以督导和节制，不仅在价值上是正当的，而且对文明的健康来说也是必须的。他们从这个意义来理解宗教和道德的功能，也按照同样的思路来理解文化的意蕴。因为，如果说文化体现了人类超越动物状态或自然状态的努力，那么它在本质上便是培养和教化。[68]但是，自近代以来不断高涨的“表现型个人主义”潮流，却把这种培养和教化看作对人的自然本性的过度禁锢、无理干涉乃至于专门塑造伪君子的道貌岸然。因此，一代又一代的新潮个性便以寻求自由、解放和真诚的名义，展开了对原被锁住的情欲边疆的奋力开拓。他们首先在情感体验中为自己构造一个小世界，接着用生命意志的重锤将长久受人尊奉的最高价值打翻在地，最后则在本能冲动中跳起了享受胜利果实的欢乐歌舞。如果说，培养、教化同自发、任性构成对立面，那么，将反传统、反理智、反道德禁忌、反制度规范推到极至，无疑就是消解一切既定秩序以实现“零度结构”的反文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