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边界的消蚀：文化保守主义视野中的个性自(5)
2014-08-08 02:48
导读：政教分离是现代自由主义的一项基本原则。这个原则意味着，当考虑政治制度和社会政策的具体问题时，必须把宗教教义悬置起来。但是，人生意义之类的
政教分离是现代自由主义的一项基本原则。这个原则意味着，当考虑政治制度和社会政策的具体问题时，必须把宗教教义悬置起来。但是，人生意义之类的问题属于私人信仰，它不可能也不容许用政治的手段予以强制解决，由此彰显出宗教的积极功能。托克维尔讲，追求物质利益、爱好安乐，是民主时代的“突出的和不可消失的特征”。宗教不好让人们弃绝现世幸福，但却可以而且也应该对过度的物质欲求进行调节。“宗教的主要任务，在于净化、调整和节制人们在平等时代过于热烈地和过于排他地喜爱安乐的情感。”[2 2]此乃文化领域的精神督导和道德教化。从这个意义来说，贝尔把自己的立场归结为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堪称智慧老到的思想定位。[23]
贝尔指出，“文化本身是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解释系统，帮助他们对付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24]因此，文化领域是意义的领域。按照贝尔的看法，推崇神圣感、敬畏感和秩序感，强调传统的统一性、聚合性与稳定性的“保守”取向，由于使人类记忆连惯，因而在延续文化生命、帮助人类对付生存困境方面是不可缺少的。鉴于现代西方保守主义思想家的政治与经济主张，容易使人们对“保守”一词产生误会，所以，从文化层面对保守主义的思想蕴含进行解读，不失为一条可行的路径。其典型特征可简要地概括如下：
首先，在否定的意义上，文化保守主义立足于道德约束，对个性自由的负面社会效应持批评态度。这里所谓的负面社会效应，主要指个人独立无羁的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所造成的文化失范。几乎所有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都认为，自文艺复兴运动倡导个性解放开始，西方文化就潜伏下虚浮狂热的病灶。随着历史的演进，这种病灶不断释放反传统、反秩序乃至“反文化”的颠覆性能量，终于在当代导致了一种甚为普遍的无政府生活方式。但是，由于对各种类型的外在强制和独断高压保持警觉，现代大多数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思想家对个性尊严有一种基本的认同。其“约束自大狂”的主张不是政治偏激，也不是回到前现代，而是协调过去与未来，在个性自由和道德约束之间保持一种合理的张力。罗伯特· 贝拉指出：“虽然分离化和个体化对于摆脱过去的强权制度、解放自己是必要的，但为了避免走向事物的反面，引起自我毁灭，就必须用新的责任心和社会感去制衡分离化和个体化的倾向。”[25]说到底，对传统的凝聚力保而守之，是为了使个性自由得更合理、更健康。“如果分离化和个性化的精华即个人尊严和自主要得以维持，就必须实现一种新的社会聚合。”[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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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肯定的意义上，文化保守主义尊重传统，尊重权威，尤其强调信仰的虔诚。 “我在文化领域里是保守主义者，因为我崇敬传统……还认为有必要在判断经验、和价值方面，坚持依赖权威的原则。”[27]这是丹尼尔·贝尔的自我表白。在文化保守主义看来，个性自由并非不可取，问题在于，当它在反传统的轨道上不断膨胀的时候，将不可避免地侵蚀和冲击道德堤坝，最终演化为病态的虚无主义和自恋主义。与之相反，以道德约束为特征的传统文化，一方面通过划分神圣和亵渎的界限，严守邪恶的大门，使人们对是非善恶有一种敏锐的感觉；另一方面又借助教化和培养，使人们在道德理想的感召下孜孜以求，不断趋向一种崇高庄严的光明境界。这对疗治现代人那种“一切皆虚无”的目标失落以及“一切皆允许”的狂纵不法，很有针对意义。因此，“在传统中寻找营养，然后积极地、有创造性地把它运用于当今现实”，[28]便成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基本口号。
最后，基于上述原因，文化保守主义对文化传承的稳定性和延续性有一种价值偏好，而对斩断传统巨链的新奇性探索，特别是激进的文化变革怀有近乎本能的抵触。塞西尔称之为“厌恶变化的心情”。[29]保守主义的一个基本看法是，社会是一个以过去为根基的有机体。它通过世世代代的演化积累才扩展成现在的样子。因此，不应错误地把社会简化成一部机器，以为通过短时间的努力就可将它整体拆卸和全盘组装。即若变革势在必行，则它也应审慎节制，循序渐进，并且必须从传统的经验智慧那里寻找可靠的向导。此乃稳重守成。如果说，必须同过去的传统保持连续性，以免打乱秩序，引发震荡，构成保守主义的一般要求，那么，照丹尼尔·贝尔的理论逻辑，这一要求似乎尤其适用于文化领域。因为，和直线型、加速度的技术－经济进步相比，“在文化中始终有一种回跃，即不断转回到人类生存痛苦的老问题上去”。[30]这一特点使传统在意义阐释方面富有恒常的生命。因此，无拘无束的叛逆冲动和一味求新的经验探奇，在撕裂传统纽带的时候会斩断生存的意义根基，而根基被斩断的个人，“只能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文化漂泊者”。[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