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基本规律(4)
2013-08-21 01:08
导读:二为方向是为了适应和推进政治变革和经济建设,为了在全国知识界清理旧文化、建设新文化,为了转变广大人民的旧有观念,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的
“二为”方向是为了适应和推进政治变革和经济建设,为了在全国知识界清理旧文化、建设新文化,为了转变广大人民的旧有观念,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的现实需要而提出来的。毛泽东在1949年7月,就明确提出:“广泛地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使人民的文艺运动大大发展起来,借以配合人民的其他文化工作和人民的教育工作,借以配合人民的经济建设工作。”[16](P130)从而指明了建国以后文化工作为人民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方向。1957年,毛泽东又多次表达了文化“为工农兵服务” [17](P252), “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18](P225)和“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19](P268)的思想。
毛泽东在讲到为什么提出“双百”方针的问题时说:“它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 [20](P229),是在借鉴中国历史上文化发展的经验、反思苏联文化建设得失基础上提出来的。1951年,毛泽东为中国
戏曲研究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21](P135)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双百”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22](P54)
“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提出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对知识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和文化改造的过程,就是确立马克思主义在全国思想文化领域指导地位的过程,就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形成并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一套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针、政策的主要体现和集中概括。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二为”方向表明我党文化性质、作用的转变,即由新民主主义性质文化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化,由为中国革命服务的文化转变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普及和提高人民群众思想文化水平服务的文化。“二为”方向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先进文化发展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阶段。“双百”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23](P229)。“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提出,极大的调动了人民群众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标志着“不可避免的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的到来。在短短的几年间,“人们可以看到,不论在经济方面,在文化、教育、科学方面,都已经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24](P275)。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得到更加广泛系统的传播,并日益和社会生活相结合;各门新兴学科纷纷建立,
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
社会学、
教育学、
心理学、历史学、政治学、
法学开始出现在我国文化教育的园地里;体育和卫生事业发生了巨大变化,群众性体育和卫生活动蓬勃开展;教育、文艺、电影、出版等文化事业硕果累累,深刻的教育和熏陶着中华儿女;一批新的科研部门发展起来,以“两弹”为代表的尖端科技获得成功;社会风气出现根本性好转,先进人物先进事迹不断涌现,等等。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深刻反映了我国宣传文化事业的发展规律,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与文化艺术特殊规律的科学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在我党文化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中国文化建设实践中的创造性运用,符合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要求,是中国先进文化在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后的具体体现,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蓬勃兴起的重要标志。
至于后来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过程中,出现的“左”倾错误路线和“左”倾文化思想,在文化领域动辄搞大批判运动,排斥、压制不同的学术观点、学术派别;轻视知识、鄙薄知识分子,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使文化园地里,百花凋零。这就从根本上背离了“双百方针,背离了先进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其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理论的形成与改革时期文化建设的繁荣
一种新的理论的孕育产生的过程,就是对原有理论再思考再认识的过程,就是随着时代进步和实践要求进行理论新发展再创造的过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理论的形成过程就是最好的证明。它是我党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及其“左”倾文化路线极端发展导致的文化灾难的历史教训认真反思和总结的结果;是对世界新科技革命及其影响深刻认识的结果。
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上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不仅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宣言书,也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宣言书。它“使当代中国文化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范式中超越出来,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新范式”[25](P254)。从而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理论形成的历史起点。1979年9月,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6](P234)从而,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概念,并且初步阐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含的内容。同年10月,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祝词》中重申了这一思想。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讲话中对精神文明的内容进行了概括:“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27](P367)后来,邓小平在讲话中又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多次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使之不断完善。1986年召开的十二届六中会会认真总结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通过了我党历史上第一个专门论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系统、准确阐明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指导思想、遵循方针、基本内容,尤其是把民主、法制和纪律明确列入精神文明建设范围,反映了时代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从而表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理论基本形成。此后,经过十三大报告、十四大报告以及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等不断深化和完善。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这一理论进入九十年代后逐步演进为比较系统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但就其主要内容来说,二者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