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转变、体制转轨与养老保障模式的可持续性(10)
2017-09-05 02:32
导读：表3中的信息反映出，尽管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养老保障制度已经开始改革多年，相当多一部分家庭和个人对养老保障及其改革的结果仍然相当缺乏知识，
表3中的信息反映出，尽管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养老保障制度已经开始改革多年，相当多一部分家庭和个人对养老保障及其改革的结果仍然相当缺乏知识，更不知道这种改革必然带给个人和家庭的巨大。居民的这种不知情状况，与政府的行为也有很大关系。近年来，政府由于受到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困扰，经济学家也证明了由于社会保障的安全感降低，人们选择更多储蓄而不是消费，所以，一旦再渲染养老保障中的潜在危机，倡导人们为养老进行储蓄，则会进一步抑制内需，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不远的将来可能遭遇的养老困境是现实存在的，如果没有充分的准备，出现危机的可能性也是实实在在。政府不应该仅仅着眼于任期内的政绩，而把隐患留给将来。因此，从现在起政府应该通过大力宣传，让老百姓了解中国在养老问题上的潜在危机，提高他们未雨绸缪的紧迫感。同时，政府也应该大力宣传新的养老保障体制实行后，对个人和家庭会产生什么影响，特别是在基本养老金的替代率大幅度降低后，个人需要做出多少额外的储蓄，才能保持必要的生活水平这类信息，政府需要让老百姓有充分的知情权。
随着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传统的大家庭文化发生了改变。例如，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结果，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3.44人，比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的3.96人减少了0.52人，比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4.41人减少了0.97人。在有一个65岁以上老人的家庭中，16％为单身老年户。
在有两个老人的家庭中，42％为一对老夫妇单独生活户。从我们在五个城市调查的数据，也可以看到这种变化趋势。图8显示的随着年龄变化中老年人与子女生活在一起的比率变化轨迹，反映出两个特征。一方面反映的是父母年龄与子女年龄的关系。即当子女年龄尚小时，需要父母在照料或者需要依赖父母提供的住房，而当老人年龄很大时，则需要与子女生活在一起，得到后者的照料。
您可以访问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查看更多相关的文章。 另一方面，不同的年龄组反映了不同的代别。70岁以前老年人与子女生活在一起的比率岁年龄上升而下降的趋势，与更高年龄组老人该比率提高的趋势对比，也反映出相对年轻的代别倾向于不与子女生活在一起。
传统家庭观念受到挑战的另一个表现是，由于与以往的多子女家庭相比，独生子女受到父母更多的娇惯，形成自我中心的性格特征，有些甚至成为家庭中的“小皇帝”或者“小公主”，成年后其赡养老人的意识也比较淡薄，他们对老人所能承担的赡养责任感值得担忧。
抚养独生子女的行为也影响了父母的养老观念，即父母对于子女养老的预期也大大降低。这从五城市调查中对“你是否愿意在经济上赡养父母或配偶的父母”和对“你是否愿意在年老时在经济上由子女赡养”的比较可以看到。对前一个问题的回答，尽管各个年龄组都有90％以上给以肯定的回答，这毕竟只是表明子女的态度和一种口头承诺；对后一个问题则显示出不同代人的差别。在较高的年龄组给予70％左右肯定回答的同时，作为独生子女父母的35岁—44岁和45岁—54岁两个年龄组，给予肯定回答的比例下降到只有63％，越是年轻的年龄组，做肯定回答的比例也越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父母的态度和一种现实。
早期经济学对家庭收入转移的研究，主要关注这种行为的动机问题。
其中有两个影响最大的学派。一个学派强调家庭收入转移的利他动机，认为收入转移产生与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关心（Barro ，1974；Becker，1974）。另一个学派则强调家庭收入转移的交换动机，即亲戚之间相互购买服务，或在某一时期进行的一种投资，期望在另一个时期获得回报（Becker，1974；Cox ，1987）。比较晚近的经济研究，也把这种家庭经济行为与养老问题结合起来，并观察其效果。例如，有人通过研究发现，在发展中国家，家庭收入转移的流向是从富裕的家庭到相对贫困的家庭，其职能与发达国家的公共支出转移十分相像，并且在养老保障方面起到社会保障的作用（Cox ，2002）。此外，交换动机的新含义是，父母在子女年幼时对其进行投资，并指望在自己年老时得到子女以养老形式提供的回报（Guttman ，2001）。可见，家庭收入转移对于养老的意义在于，它可以弥补公共保障的不足或资本市场发育不完善的缺陷。我们这里主要着眼于揭示中国家庭收入转移在养老保障中的巨大潜力，并不打算对家庭收入转移的动机问题进行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