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转变、体制转轨与养老保障模式的可持续性(7)
2017-09-05 02:32
导读：目前中国养老基金的积累和发放，名义上是按照现收现付制加部分积累的个人账户相结合进行的。但是，由于现收现付基金的不足以及统筹基金与个人账户
目前中国养老基金的积累和发放，名义上是按照现收现付制加部分积累的个人账户相结合进行的。但是，由于现收现付基金的不足以及统筹基金与个人账户的混账管理，个人账户上有限的积累实际上已经被统筹使用，个人账户成为空账。这相应把向个人积累式的养老模式转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然而，由于存在着所谓的“转轨一代人”或“中人”，个人积累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所以，实现这个转变的期限和过渡的形式十分不清楚。如果考虑到人口转变的趋势，无论就未来还是目前而言，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障体制显然都是不适应中国国情的。
与现收现付制度相比，完全的个人积累式养老基金筹集和发放制度，能够通过建立强制性的个人账户，鼓励个人为年老时进行储蓄，通过个人承担风险的资本市场投资使养老基金得以保值和增值，并通过市场选择提高基金的管理和治理水平。针对人口转变的新特点，做好老龄化养老的准备，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和具有可持续性的养老保障体系，出路就在于从现在开始，就明确从现收现付制度向完全的个人积累制度的转变方向，并且制定明确的过渡办法。
遵循中国改革的渐进性逻辑，养老保障制度从现收现付向完全的个人账户转变，可以实行新人新办法、中人中办法的过渡方式。我们把1997年及以后参加工作的劳动者定义为新人，其养老金通过实行完全的个人账户制进行积累。随着这部分劳动者逐渐占到全部城镇就业人员的百分之百，养老保障制度的转变即告完成。我们把1997年以前参加工作且尚未退休的劳动者定义为中人。
他们是“转轨一代人”，必须继续依靠现收现付积累的养老金得到养老保障。但是，即使这些人，也并不需要百分之百地由统筹基金覆盖。我们按照他们的工作年限落在1997年以前的比例，他们需要由社会统筹基金覆盖的比重，因此这个比重是逐年缩小的，大约在2035年前后，这部分人将被完全消化掉，新体制即可覆盖全部城镇就业者。按照这种向新的养老体制的过渡方式，并且从现在就开始进行过渡，今后20年左右的社会养老负担程度，与继续延续旧体制相比将低得多。我们以男性在20岁—60岁之间，女性在20岁—55岁之间的人口作为劳动年龄人口，以退休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作为社会养老负担率，计算了向新体制过渡和继续延续旧体制两种情景的社会养老负担率，发现其具有巨大的差异（图3）。从图3中可以看到，如果我们现在就为新人和中人建立起个人账户，真正步入完全积累的养老保障体系，到2020年，养老负担率会比继续实行现收现付旧体制的情形大大降低，即从44％下降到32％。这揭示了在建立名副其实的个人账户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五、利用劳动力市场减轻养老压力
向新体制过渡的一个不可回避是，的新人和中人要承担旧体制和新体制的双重责任，既负担自己在新体制下的个人养老金积累，又要负担现已退休人员（老人和中人中逐渐退休的人员）的统筹养老基金。不再进入新体制的老人数量是一个既定数量，按照一定的死亡率而逐渐减少，1996年城镇离退休和退职人员总数为3135万人。中人则每年不断转化身份，从社会统筹养老基金的贡献者转变为领取者。2002年离退休人员已经增加到4223万人，也就是说，每年进入退休行列的中人数量大于老人的减员数量。所以，在新旧体制转轨完成之前，如果新人数量既定，越到转轨的后期，中人的养老负担越重。因此，利用劳动力市场，通过扩大新人总量，是解决养老负担过于沉重的一个可行办法。
增加劳动力市场上新人数量的一个途径，是把进入城市就业的劳动者吸纳到城镇养老保障体系中来。按照中国增长和结构变化的要求，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城市将是长期的趋势，也是经济不可回避的。而由于户籍制度的改革相对滞后，这些打工者不能成为合法、稳定的城市劳动者，从而既没有为自己积累起相应的养老基金，也未能对城市目前的社会养老统筹做出贡献。因此，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有利于利用这些新生劳动者年轻的优势，提高养老保障体制向新体制过渡期的承受能力，同时也避免当这些流动打工者退出劳动力市场时出现养老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