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转变、体制转轨与养老保障模式的可持续性(4)
2017-09-05 02:32
导读：为了扩大养老资源，该方案鼓励企业建立企业年金。企业年金原称补充养老保险，一般称之为养老保障“三支柱”体系中的第二支柱，是在国家税收优惠政
为了扩大养老资源，该方案鼓励企业建立企业年金。企业年金原称补充养老保险，一般称之为养老保障“三支柱”体系中的第二支柱，是在国家税收优惠政策支持下，由有条件的企业（行业）为职工自主建立的一项企业养老金制度。《试点方案》将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规范更名为企业年金，规定“企业缴费在工资总额4％以内部分，可从成本中列支”。根据推算，有企业年金的职工在退休后，其基本养老金加上企业年金，替代率可达到70％左右。需要指出的是，养老金统筹的矛盾在于，由于转轨成本和人口老龄化加剧，相当一部分企业无法承受缴费负担。因此，建立企业年金目前对大多数企业是不现实的。
三、中国养老保障体系的脆弱性
由于中国所经历的人口转变阶段和所处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对养老保障提出严峻的挑战，主要表现为经济活动人口的养老负担率大幅度提高，与此同时，体制转轨造成巨大的养老保障资金的缺口，并且，独生子女政策对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造成冲击。
根据预测（表1），2005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达到7.53％，老年人口总数将会突破一亿大关；2020年左右，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10％，年龄中位数将超过36岁；2040年，中国将步入严重老龄化时期，平均每5个人中就会对应一个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虽然中国人口的老龄化程度并不是最严重的，但其老龄化速度在中国家中却是最快的。而且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老年人口的总量在全世界是最多的。考虑到中国目前和未来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水平，老龄化所提出的挑战是十分严峻的。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是在人均收入水平最低的条件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际经验表明，老龄化也带来了疾病流行模式的变化，并且平均预期寿命的提高并不意味着健康寿命的相应提高。例如，在1976—1997年期间，英国65岁人口中男性和女性预期寿命分别提高2.5年和2年的同时，其预期健康寿命（disability-free life expectancy ）占预期寿命的比率反而降低了（Banks 等，2002）。这从宏观上对养老保障体系和卫生保障体系提出了挑战，在家庭层次也要求在家居方式（living arrangement）等方面未雨绸缪。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也会影响到中国劳动力资源的长期供给状况。从表1显示的人口年龄预测看，虽然从现在起到2020年，是中国劳动力资源最为丰富的时期，但是，养老负担率却呈直线上升的趋势。在这之后，中国劳动力资源供给总量将会逐年减少，养老负担也将越来越大。由于劳动力资源不断减少的时期也是老年人口比例不断上升的时期，每个劳动年龄人口对老龄人口的负担率将不堪其重。如果养老保障基金继续依靠现收现付制度筹集的话，届时必然出现严重不足的情况。
计划经济下养老模式向新体制的转轨中，存在着巨大的养老保险基金的现实缺口。根据五个城市的调查，2002年60岁以下劳动年龄人口与60岁及以上人口之比为3.06∶1；而60岁以下有工作的劳动者与60岁及以上不工作的人口之比为2.79∶1；全部调查对象中工作人口与不工作人口之比则为1.82∶1.今后50年这个负担率会翻倍，使得以现收现付制度方式运行的养老保险难以为继。实际上，如果没有财政的补贴和挤用个人账户资金，养老统筹基金每年支出大于收入的数额都是巨大的，长期累积下去则会形成一个巨额缺口。对于这个缺口的估计数字不一。《北京青年报》（2001年5月28日）的一条消息中披露，在未来25年中，这个资金缺口将累积到将达18000亿元。据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承认（Holland ，2002），未来30年这个资金缺口将累积到37000亿元。而麦肯锡咨询公司的一份报告估计（Pitsilis等，2002），到2010年，这个资金缺口会累积达到1100亿美元。
按照目前的改革思路，将会实行养老金积累方式从社会统筹向个人积累方式的转变。但一个新的问题又会产生，即存在一个谁来负担“转轨成本”的问题。也就是说，通过个人账户制实行养老金部分积累，对新参加工作的职工（即“新人”）来说固然没有问题，而已退休的职工（即“老人”）和在实施个人账户制度以前参加工作的在职职工（被称为“中人”），却存在积累不足的问题。特别是“中人”，在过去的工作年限里，他们通过现收现付制对上一代退休职工的养老做出了贡献，此外还有一部分劳动贡献通过低工资的“预先扣除”，转化为当期政府收入并凝固在国有资产中，却来不及对自己的个人账户做出积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