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转变、体制转轨与养老保障模式的可持续性(8)
2017-09-05 02:32
导读：事实上，在到城市打工的农村年轻劳动力中，有一大批人已经相对稳定地常住在城市，并拉平了城乡常住人口之间的年龄差距。例如，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
事实上，在到城市打工的农村年轻劳动力中，有一大批人已经相对稳定地常住在城市，并拉平了城乡常住人口之间的年龄差距。例如，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和其他抽样调查显示，比较长期居住在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大约为7000万—9000万人，已经占到城市就业总量的1/3以上。对那些在城镇工作已经相对稳定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在接受他们进入城镇养老保障体系时，一方面他们要按照新办法，通过完全的个人账户积累为自己未来而储蓄，另一方面他们还要承担为现今的退休人员负担社会统筹的一个份额。与城市新人一样，享受养老保险的权利和供养上一代人的贡献义务是一致的。需要指出的是，移民一旦被接纳到养老保险体系中，同时也就享受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保护。当然，由于他们是后来者，对贡献年限做出一个规定也是必要的。
我们可以做一个粗略的模拟，看吸纳农村劳动力到城镇养老保障体系的效应。我们假设目前已经常住城镇的农村迁移劳动力为9000万人，其年龄结构与我们2001年进行的五个城市调查中外来打工者的分布一致，并按照与城市职工相同的年龄标准退休。除了把目前已经在城镇常住的打工者吸纳进来之外，我们还假设今后十几年的时间里再转移出9000万农村劳动力，即假设从现在起到2020年之前，每年平均吸纳90万农村迁移劳动力到城镇的养老保障体系中。由此，我们可以模拟四种情形，到2020年，每一种情形具有不同的社会养老负担。
第一种情形，不把农村迁移劳动力吸纳到城镇养老保障体系，且继续实行现收现付的旧体制，社会的养老负担率最高，到2020年达到44.2％。第二种情形，继续实行旧体制，但由于把农村迁移劳动力吸纳到城镇养老保障体系，社会的养老负担率可以减轻，2020年时只有37.1％。第三种情形，虽然不把农村迁移劳动力吸纳到城镇养老保障体系中，但实行养老保障的新体制，可以把2020年的养老负担率降低到31.7％。第四种情形，既实行完全的个人积累养老保障新体制，同时又把农村迁移劳动力吸纳到这个体系中，社会养老负担率最低，到2020年只有25.3％，比第一种情形低大约19个百分点（见图4）。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延长中人的贡献时间，相应缩短他们受新人供养的时间，也可以相应减轻社会养老的负担。过低的法定退休年龄以及实际上的早退休，都会到整个社会和家庭养老的负担率。
一般来说，何时退休是一个个人和家庭的选择问题，即取决于当事人在工作与闲暇之间的偏好、在他们本人的消费和为子女积累遗产之间的偏好等等。但是，在中国社会养老负担比较重，且养老基金的积累和发放之间存在着较大缺口的条件下，普遍的早退休会使老年人因提前失去就业收入而加重其对养老金的依赖。因此，应该探讨如何利用劳动力市场提供的机会，通过调整退休年龄而相对降低劳动年龄人口对退休年龄人口的供养负担。
其他国家的经验已经显示，在平均预期寿命提高，人口老龄化的条件下，退休年龄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养老负担。例如在发达国家，出生时预期寿命的平均水平已经接近于80岁，男女实际退休年龄平均在60岁上下（参见图5）。一个粗略的规律则是，平均一个人可以预期在退休后有20年的余寿①「实际上，这是一个不准确的说法，因为退休后的余寿需要依据相应年龄的预期寿命而不是出生时预期寿命推算，这里仅仅是一种示意性的说明。以下关于中国的类似亦同此理。」。在一个稳定的人口状态中，一个人平均可以工作40年，享受退休生活20年，全社会大约是两个劳动者对应一个退休者。假如全部退休收入都是由税收支付的，其水平相当于现期平均工资的50％，则需要25％的税率支撑这个养老保障体系（Banks等，2002）。在这个例子的基础上，人口继续老龄化或者降低退休年龄，都会进一步提高这个养老的税率，或者广义地说，提高社会的养老负担率。
与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的法定退休年龄本来就较低。由于近年来就业形势严峻，政府又要求国有尽可能不把大量富余人员直接推向劳动力市场，成为公开失业者，因此，作为一种变相的下岗和失业安排，企业强制或鼓励职工提前退休的现象十分普遍。此外，一部分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由于年龄偏大，长期找不到工作，对就业前景丧失了信心，也提前退出了劳动力市场，造成实际退休年龄年轻化。在五城市调查的全部劳动力中，在45岁—54岁年龄组的男性就业率已经下降到80％以下，而女性则下降到40％左右。一旦超过55岁，男女就业率便都下降到很低的水平。其结果是造成退休年龄提前。在图6中，我们对已经退休人员按照出生年份进行排列，发现目前的退休年龄已经大幅度年轻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