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史馆的人员设置与管理机制(6)
2018-01-08 02:10
导读：日常考勤是为了督促馆中人员及时到馆纂办史书，功课考绩则是为了督促纂书进度。为了避免修书“旷日持久”，“赶办之法，在勤考课，考课密则勤惰易
日常考勤是为了督促馆中人员及时到馆纂办史书，功课考绩则是为了督促纂书进度。为了避免修书“旷日持久”，“赶办之法，在勤考课，考课密则勤惰易稽，功效日见”[56]。修书各馆对考绩都很重视，比如国史馆，就设有各种“堂期功课档”和“月功课表”，登记编纂、校对等人员交来的史稿数量、，“在功课上注明某日交功课若干页。仍不时核对，以免舛错”[57]。在国史馆的档案中还可看到立限完成某项功课的记载，如“此次派抄一统志副本之供事等务，须赶紧缮写，立限八月内交齐，并派承丛、方溥、徐锦、王成富、沈钟英、秦熙成、杨大钧督催，不得违限”[58]。再如实录馆规定，“除总纂、纂修、协修功课应缴监修总裁、总裁查核外，凡收掌、校对、翻译、誊录及供事人等，功课疏密，差使勤惰，应行记功记过之处，比责成提调官记明加押，侯书成议叙呈堂公核”[59]。又如玉牒馆，“每月均将本月功课上报上谕处（即稽察钦奉上谕事件处）”[60]。还有，乾隆时期开会典馆，上谕处规定纂修官每员每月须成二十篇，总裁张廷玉感到按月计数，过于仓促，提出按年计数，“一年内取足二百四十篇，凡有短少者，系何员名下之书，即指名参奏，将所领公费按数追赔”[61]，得到乾隆帝认可。此虽有所变通，但纂写数量并没有减少，目的仍是督促修书进度。另外，皇帝对修书进度也屡有催促，乾隆十八年（1753）十二月，清高宗上谕内阁，催促会典修纂，“纂修会典，开馆已届七年，而所纂之书，尚未及半。每次进呈，诸帙多经朕亲加改定，是时既迟延，书复草率，该馆总裁官所司何事耶？著交部察议具奏，定限一年告竣。如届限不完，必将伊等严加议处”[62]。
3、奖惩制度
为了保证修书质量和速度，史馆订有严格的督察处分制度和奖励机制。清代对修书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处罚相当严厉，“各馆修书，纂修官文理错误者，罚俸三月，总裁罚俸一月。校对官不能对出错字，校刊官板片笔画错误，不能查出者，亦罚俸一月”[63]。乾隆十六年（1751），清高宗披览国史馆所修国史，对其中的错误非常不满，指出“各馆进呈之书，皆经总裁阅定。况国史传信万世，更非纂辑词章可比，乃一经披览，开卷即有大谬之处，初非文义深奥，难于检点，并非朕过为吹求，但使该总裁等稍一留心，何至于此？著将总裁官傅恒等交部察议”[64]。嘉庆十年（1805）二月，会典馆在纂修会典之时，抬头处将清世宗庙号写错，嘉庆帝大为光火，严厉批评馆臣“诸事漫不经心”，将总裁保宁、庆桂、董诰、朱珪、刘权之、德瑛、戴衢亨、长麟八人革职留任，总纂汪德钺、协修杨树基、校对边延英均革职[65]。嘉庆二十三年，《明鉴》馆馆臣在修纂《明鉴》时，仿照《御批通鉴辑览》叙次，“凡书内御批之关涉明代者，全行恭载”，但当“纂至万历、天启年间，又不请旨，以致按语措辞乖谬”，侍讲朱珔在覆校时不加改正，受到由侍讲降为编修的处分[66]。对于修纂史书消极怠工的人员，同样予以严肃处理，乾隆十八（1753）年四月，工部主事魏梦龙充会典馆纂修官，派办工部则例，但八个月过去了，仅交书三页，殊属迟延，结果“停其公费，勒令在馆加紧赶办，如再延迟，即行严参外相，应请旨将魏梦龙交部察议，以为旷日误工者戒”[67]。因办书迟缓、错误较多，还到书成之后对纂修官的议叙。乾隆二十一年，《大清会典》完成，总裁提出议叙，乾隆上谕云：“纂修会典，以逾数载，复经展限两次，迟缓已甚。且每次所进书内，屡有叙次舛错、行文纰缪之处，必经朕逐条指示，亲加改正，始克成书。总裁官自无可议叙，即纂修各员，给与议叙之处，亦属有忝。”[68]表示了对纂修官的不满。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与惩罚相对的是激励。乾隆三十八年（1773），由于纪昀、陆锡熊等在《四库全书》馆“撰述提要，粲然可观”，“著加恩均授为翰林院侍读，遇缺即补，以示奖励”[69]。道光三十年（1850）十月，咸丰帝看到实录馆人员的辛苦，给予激励，云：“现值天气严寒，实录馆人员朝夕恭纂书籍，著加恩于例支柴炭外，十一月、十二月、正月，每月赏银五十两，在广储司支领。”[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