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史三题(2)
2018-01-20 01:17
导读：中国史学史研究,大可不必理会六经或五经是孔子之“作”还是“述”的古老争论,却不可不正视这样一段历史公案,那就是中国进入中世纪,作为某几种古史
中国史学史研究,大可不必理会六经或五经是孔子之“作”还是“述”的古老争论,却不可不正视这样一段历史公案,那就是中国进入中世纪,作为某几种古史化身的“经”,特别是《尚书》和《春秋》,怎么反而迫使史学成为它的附庸?
《汉书·艺文志》便是显例。此篇是今存最早的古典文献的目录提要。它的原型,是公元前夜刘歆写定的《七略》。⑿
作为刘邦幼弟楚元王的后裔,刘歆和其父刘向,都是西汉宗室内罕有的学者。楚元王是荀况的再传弟子,对于《鲁诗》和《春秋谷梁传》的传授都有贡献。汉武帝初期田尝试独尊儒术,就曾借重楚元王重文的令名。楚元王的子孙多纨绔,但五传至刘向,却复兴祖学,并受命整理改编宫廷藏书。刘歆子传父业,对积累二百年的宫廷藏书,系统清理,分门别目,取长补短,撰写提要,在刘向《别录》的基础上续成《七略》,由此留下中国早期文明史的一部完整的文献历史记录。清末章太炎盛称其功不在孔子之下,当非过誉。
刘歆最大的贡献或者错误,就是在宫廷藏书中发现了《左传》。他对这部编年史,如此着迷,以至令家中婢仆熟读的同时,还违拗其父刘向的意旨,要求朝廷立于学官,作为可与《公羊》《谷梁》并列的“春秋传”。他的企图得到怎样的失败,史有明征。有一点需要指出,那就是刘歆揭露西汉帝国末日学界黑幕的致太常博士的公开信,与后来的僭主王莽无关,因而钱穆指出顾颉刚们论此事背离史实,是有根据的。
这里需要说到刘歆的先辈司马迁。
司马迁继承父职,担任西汉帝国的太史令,很快主持完成了修“宪”即改历大业,证明他确有出色的科学事业组织能力。但司马迁也与司马谈一样,在立志恢复早已中断的“史”的世业,即记述“天下之史文”的同时,忘记了孔子关于君子思不出位的遗训。就是说,他虽位居太史令,但在“儒术独尊”以后,古代史官曾经世代拥有的历史记述权,已经被君主信用的经学家,特别是董仲舒、公孙弘为核心的所谓《春秋》公羊学派夺去了。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因此,司马迁主持制订《太初历》成功,随即履行司马谈遗训,着手撰写通观古今历史的著作,就立即招来君主代言人的指斥,说他竟敢自比作《春秋》的孔子。那时董仲舒一派经学家,不仅把《春秋》说成孔子接受天启为汉朝预制的一部“宪法”,还成功地垄断了它的解释权。这里不拟重述在汉景帝时代刚出现文本的《春秋公羊传》,只过了十多年,到汉武帝初期,便成了“儒术独尊”化为国策之后最为重要的“五经”之首。欲知其详,不妨参看周予同先生的《经今古文学》、《纬谶中的孔圣与他的门徒》诸著,或者拨冗一阅《经学史:儒术独尊的转折过程》等拙文。
这里只说一点,即以董仲舒一派的《春秋》解释,高踞汉廷认可的意识形态化的经义核心地位以后,有关历史的写作,特别是涉及当朝人事或制度的历史陈述,就变得十分危险。因为据所谓公羊学者的说法,一部简单到有时每年除时间记录外仅有一字的古老编年史,字里行间竟隐藏了那么复杂的“微言大义”,怎能不引起君主和他们的大臣,对于新出的历史著作说古述今,是否别有用心,感到狐疑呢?于是汉武帝首先抽查司马迁记述他和其父在位大事记,“大怒,削而投之”;于是汉武帝借李陵案将司马迁下狱,施以腐刑后任命他为宦官头目以示侮辱;于是司马迁终因坚持忍辱写作《史记》,而不明不白地从人间消失,这一连串的悲惨遭遇,便不难理解。
还在司马迁因著史而受皇帝亲信大臣指责,说他竟敢在太平盛世效仿孔子著《春秋》为后王制宪,那时他就表白,自己绝无希踪“素王”的野心:“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但对于已被董仲舒、公孙弘之流公羊学者“以经术缘饰吏治”的策略,迷倒或者有意迷倒的汉武帝及其子孙,怎会相信这位史学家的真诚?因而直到百年以后,帝国御前会议仍然判定迁史暴露了刘邦及其布衣将相造反成功的秘密,而拒绝一名藩王抄录《史记》副本的请求。因而同样造反起家的东汉王朝,直到崩溃前夕,短暂当政的王允,仍然声称汉武帝不杀司马迁而留下“谤书”,必须引为历史鉴戒。这也不难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