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史三题(5)
2018-01-20 01:17
导读：二 关于“经世致用” 史学有没有“经世致用”的功能?这在中国史学史上,似乎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 难道历史的经验不值得注意么?难道历史的教训不值得
二 关于“经世致用”
史学有没有“经世致用”的功能?这在中国史学史上,似乎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
难道历史的经验不值得注意么?难道历史的教训不值得记取么?难道历史的兴替不值得借鉴么?难道历史上的圣贤忠义不足以垂范后世么?难道历史上的昏暴贪诈不足以警示来者么?既然如此,倘若说治史读史,都为了“鉴往知来”,目的在于“经世致用”,岂成问题?
很有趣,类似的疑义,中国有,外国也有。人们很早就熟悉黑格尔的观察历史三分法,其中第二种称作“反省的历史”,也即通常所称的“反思史”。这种反省的或反思的历史,又被黑格尔区分为四类,而第三类所谓“实验的历史”,如今又常被引用者改为“实用的历史”。⒀据黑格尔的叙述来看,那类在十八世纪初叶仍然盛行于德国的“实验的”或者“实用的”反思史,活像经世致用论的西方版⒁,可谓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显例。
于是,对于史学究竟能不能起到“经世致用”的社会作用,略作再考察,似非多余。
人所共知,所谓“春秋经世”初见于号称庄周本人遗作的《齐物论》⒂,《庄子》外杂篇还不止一次提到孔门的“六经”,但所述原始儒家的言行,又大多数不见于同时代的孟、荀等自命孔门真传的遗作。因而庄周及其学派说孔道儒,是否属于“寓言十九”的范畴?诠释者历来争论不休。
就说《齐物论》那句名言吧,“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辨”,其中“春秋”一词,到底指时代呢,还是指相传孔子晚年笔削而成的那部儒家经典?即使在清末,墨守清代古文经学传统的《庄子集解》作者王先谦,便以为唐代道士成玄英的疏解正确,断言“春秋经世,谓有年时以经纬世事,非孔子所作《春秋》也”⒃。可是行辈虽后而诠释此语同时的章炳麟,却以为“春秋”应当释作书名,即孔子据鲁史改编的《春秋》⒄。谁说学派相同就必定见地一致?“经世”说的源头与孔子《春秋》的相关度,在研究治史的学脉一致的两大巨匠笔下,诠释便如此相反,怎不使人对它的本义是什么,发生疑问?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再看“经世”一词的由来。《易传》非孔子所作,其中两篇《系辞》同样来历不明乃至具有杂凑性质的说法,迄今也不新鲜。因而上《系》所谓“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云云,第一绝不可能出自孔子的笔或舌,第二似与战国孟、荀诸派儒者也没有明显联系,第三可证“致用”一词初见于文献,便散发着形而下的气味。⒅
令人感兴趣的,更有“经世”与“致用”二词连缀成一个复合术语,始于何时?
恕我寡闻,在中世纪前期的经史论著中间,没有找到“经世致用”四字连用的先例;即如《庄子》所称“经世”一词,也才在晚唐五代的诗文中偶有发现。北宋王安石驳斥反变法者批评他但知“经术”而不识时务,曾说“经术正所以经时务”。于是,熙、丰变法,便以重订“经义”造势,以改革塑人,而打着周公原教旨旗号并以急功好利为特色的荆公新学,便凭借专制权力,骤成显学。正所谓权力导致腐败吧,新党很快便成为奔竞权势而不择手段之徒的渊薮,他们的格言是“笑骂由尔,好官我自为之”,他们的策略是包围急于“治世”重现的君主而假新法之名攘除异己,最后连王安石本人也被他们挤出新政舞台了。这是不是王安石新法新学迅速变质的一个理由?姑且存疑。有一点似无可疑,即当时批判乃至否定新法新学的人士,例如司马光、文学家苏轼、经学家程颐等,其实治学论世都与王安石取向接近或类似。比如王安石藐视孔子的《春秋》,司马光《通鉴》也声明效法荀悦《汉纪》,而不取法《春秋》“诛心”。比如程颐,不满汉唐经学而致力于重构经学原教旨系统,特别提倡“尊孟”,更是接过王安石的口号为我所用。可是他们都不认同新学,显然由于恶其党而憎其术。
从程颐到朱熹,完成了中世纪经学形态的重构。道学作为经宋学的主流,与佛、道教义的复杂关系,已有种种讨论,但它渗入中世纪后期史学的过程,仍不能说已经厘清。这里也只说一点,即程朱及其之徒,也说“经世”,却都看重概念中寄托的所谓先圣义理,而讳言“致用”。程颐晚年甚至声称,“道着用,便不是”。朱熹可能接受姻戚吕祖谦,中年一度究心史学,编过《资治通鉴纲目》、《八朝名臣言行录》、《伊洛渊源录》等史著,尽管每种都有“以理论史”的强烈主观色彩,终究可称不废史学的体现。但晚年却一再抨击吕祖谦的史论史著,如说吕著《大事记》背离孔子作《春秋》本意,“恐其所谓经世之意者,未离功利术数之间”云云,进而否定既往史著,蔑称看历史不过看人“相打”而已。梁启超在清末指斥二十四史乃地球上一大“相斫书”,其源盖出于朱熹语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