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史三题(4)
2018-01-20 01:17
导读：中世纪的君主独裁体制,到十八世纪雍正、乾隆父子在位时期,可说达到极致。乾隆晚年更是举朝鸦雀无声。但正如稍后龚自珍所形容的,衰世与治世,只在表
中世纪的君主独裁体制,到十八世纪雍正、乾隆父子在位时期,可说达到极致。乾隆晚年更是举朝鸦雀无声。但正如稍后龚自珍所形容的,衰世与治世,只在表象相似,紧接而来的,就是乱世。乾隆末季,白莲教等等以迷信为集结纽带的秘密组织已遍布华北民间,并由北向南扩散。各地民间秘密组织的动因与形态极其复杂,多半起于自保社区现状或寄托身心安宁,然而朝廷一律指为邪教而进行镇压。所谓官逼民反,乾隆刚死,其子嘉庆刚通过惩办和以阻遏政权腐化趋势,打着白莲教旗号的造反活动已蔓延到川楚七省。清廷倾力进行武装镇压,但重获安宁没几年,突然在紫禁城爆发的天理教政变,几乎使嘉庆皇帝沦为流亡塞北的废君。
这表明,专制君权的历史进程,犹如登山,费尽曲折爬到顶峰,随即就只好下坡,说不定前路更加崎岖。雍乾间的文字狱,已由打击民间私修晚明史,转向民间借宣传历史鉴戒而恢复朱熹理学原教旨的种种“假道学”言行。岂知历史决不会服从意识形态画定的路线,它或因政治干预而发生位移或变形,但必定坚持走自己的路。由秦始皇死而地分,到清高宗死而权失,中间的先例俯拾即是。
也许正因为中世纪的列朝帝王,无不以自己的观念依据为“经”,而无不以经衡史,于是在学者中激发经史相关度的世代探究。任何学者,只要对历史真有尊重,便只能承认史先于经,而经书的原型正是史书,所谓六经皆史。
相传六经皆史说,出于隋末王通。但《文中子》是伪书,王通的事迹也难征信,因此追本溯源,将晚明王学与六经皆史说传播,说成有因果联系,大约更于史有征。
也许出于对王学的偏见,也许因为与官方理学拉开距离,也许二者兼而有之,十八世纪兴旺起来的清代汉学,通常不对经史关系说三道四。然而不论吴派或者皖派的汉学家,无不通过各自研究传统经典的成果,表明他们无不把所谓圣经贤传,看成历史的产物,看成每种每篇乃至每章每节都有时空连续性的痕迹。就是说他们竞相采用并不断完善的音训考辨之类,出发点都是将构成传统信仰系统基石的什么五经四书,当作可以考出发生、转化和定型过程的特种历史材料,没有神圣性可言。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所以,倘说清代汉学的共同表征,在于将六经皆史说,由言化作为行,甚至在实际上改变了此说内涵,同认“六经皆史料”。那大约近于历史实相。问题在于,既然人们“评价”古今政治,都强调实践是唯一尺度,为什么论清代汉学,另立标准?
说到另立标准,便不能不提及章学诚。由于清末民初章太炎、胡适之等的表彰,章学诚和他的《文史通义》,已成六经皆史说的圭臬,而照上个世纪中国史学史论著的通行说法,在八世纪刘知几《史通》问世以后,度越千年,才有章氏《文史通义》与之比高。
是这样吗?二十多年前,我修订《中国历史文选》,通过考证其人其书的历史,便曾提出:“章氏生前死后,长时期中,少被人知;直到清末,才渐受注意。至于他的著作全部刊行、学术思想被人研究,则是晚近数十年的事。”章学诚生前已对人们将他比作刘知几感到愤然,声称刘氏仅知“史法”,而他才懂“史意”,可上比孔子作《春秋》。但依据我的考察,《文史通义》不但力为满清君主利用程朱理学辩护,而且他是歌颂六经是史学的楷模,他痛诋戴震、汪中“诽圣谤贤”,他论史再三声明旨在反对“乱臣贼子之居心”,诸如此类都清楚证明他关于六经皆史的,与同时代的汉学家从史料真伪角度解构经传的实证取向正好相反。
关于章学诚其人其书,我们将另行讨论。这里只拟通过此例,表明时至十八世纪,中国的传统史学,已接近它与传统经学的悲欢离合的漫长旅程的尾声。然而尾声并不意味着过程的终结。相反,堪称尾声的六经皆史说,由于《文史通义》受到近代学者过度重视,再度引发经史关系的争论。
十九世纪出现了经今文学的复兴。清代汉学的这个内部异端,没有刘逢禄便不成学派,没有龚自珍便不成气候,它将六经皆史说推到极端。倘说廖平的经学四变,还是晚清学界企图复活经史不分传统的尝试,那末康有为及其门徒在戊戌变法前夜赶制的《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和《皇朝经世文编》诸书,都表明这个提倡帝国自改革的学派,昧于学术为政治服务的陈腐偏见,如何以今律古而扭曲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