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史三题(9)
2018-01-20 01:17
导读：正如文明社会不可能在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的状况中生成,中国高度发展的各类古典文明、中世纪文明,以及举步维艰地走出中世纪的近代文明,都无不以内外
正如文明社会不可能在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的状况中生成,中国高度发展的各类古典文明、中世纪文明,以及举步维艰地走出中世纪的近代文明,都无不以内外或中外的文化交往,作为蜕变的条件。史学当然在例内。
可是,我们的史学史研究,也经常陷入上个世纪人文研究那种左右支绌的困境,既要批判固步自封,又要否定所谓西化。但清末风靡一时的“新史学”,不正是把欧洲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种种历史观念,当作开新的尺度么?五四以后渐成主流的“史学”,主张以阶级斗争学说衡量史学进步与否,不又正是另一种西化,即经过斯大林裁定的“苏联牌”历史唯物主义么?姑且不论观念是非,就看中国史学几次变动较大的时期,哪一次不与外来思潮的碰撞无关呢?近百余年的急剧蜕变仅是一例。
因此,正如中世纪经学总在与佛学等来自域外或周边诸异己思潮的交往中改变自身形态一样,在某种程度上,用汉字表述的传统史学,从到形式,从论世到述往,必受外来的或周边的非正统史观的影响而不断地变异。
举例说吧,《汉书》以后的“正史”,无论采用纪传体还是编年体,辨夷夏都属于题中应有之义,区别的尺度便是相传由孔子论定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然而四世纪初发生的民族大迁徙,根本改变了夷夏分布的空间格局。由南北列朝隔江对峙,到承袭北朝而重建一统的隋唐,都由泛称胡人的非华夏族主宰古华夏诸族活动区域,因而也都自命华夏正统。被迫南迁占据原称蛮夷的吴楚地区并将原居民挤压到岭海百越地区求存的古华夏后裔,又打起文化牌争正统,刻意彰显所谓衣冠礼乐不变。双方都把史学当论战工具,通过官修的王朝史互相辱骂,但双方又都把西来的佛学当作证明统治合法性的信仰手段。这中间随着游移二者之间的道教渗入宫廷,双方的文化都变得内涵与外延分外模糊。时至九世纪初叶,韩愈终于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即将夷夏的区分标准,由族类改作文化,说是华夏意味着先进于文明,反之则是夷狄。历史仿佛证明韩愈的判断不错,经过晚唐、五代而再度形成辽宋二朝对峙的格局,契丹族建立的辽朝,通过内部体制改革而先进于文明。这曾使同样怀有改革现状要求的北宋学者文士吃惊,愈来愈用较为平等的眼光看待属于夷狄的契丹,甚至承认夷狄从到道德都可胜过“中国”。那以后的史家大都倾向于接受韩愈的说法,以为夷夏之辨在文明而不在族类,乃至满清统治者也利用此说替自己的“以满驭汉”的民族压迫行径辩护,宣扬“夷狄而华夏则华夏之,华夏而夷狄则夷狄之”。
类似例证在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中很多,可惜多半没有受到史学史研究的充分注意。原因之一在于专业的过度分工导致的认知限制。没有中国史的世界史,不顾世界史的中国史,在史学界久遭诟病,体现于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便是既分中外两门,却不互相沟通。随着人文学科比较研究在近年崛起,比较史学的课题也提上日程。所谓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在我们这里是否已经不算空话?难说。比如中外史学比较,首要的前提就是研究者需要对古今中外史学的基本进程有整体的了解,这岂是个别史家所能胜任的?倘若只作个案比较,同样面临可比性。人们早就注意历史有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区别,同时同地的历史过程充斥着复杂的矛盾,没有结局相同的历史事件,也就不可仅从形式来作比较,追寻个案发生的偶然因素或许更加必要。况且要对不同环境条件下发生的事件或人物进行比较,更不可只看局部的相似性而无视整体的差异性。近些年我们的人文领域内的比较研究,经常给人以重形式而轻内涵的印象,所谓历史比较也往往给人以拿主观理念来代替历史的感觉,似难否认。
以上的简单讨论,表明我们的史学史研究,在若干关节点上,不是需要深化,便是需要增补。于是,困扰这门学科史研究的老问题,即史学史写什么、怎么写等等,就再度摆在我们面前。问题的涵盖面,也已越出当初梁启超设计的史学史“做法”的框架,不再是局部修补或扩容所能满足。这就突显了史学史编纂应该进行结构改革的必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