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史三题(6)
2018-01-20 01:17
导读：然而正是梁启超,在五四以后,论说由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的“近三百年学术史”,又赞颂“经世致用之学”,将它描绘成贯穿这三个世纪的思想学说的一根主
然而正是梁启超,在五四以后,论说由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的“近三百年学术史”,又赞颂“经世致用之学”,将它描绘成贯穿这三个世纪的思想学说的一根主线。照他的说法,晚明入华的西方传教士利玛窦等,与本土的士大夫徐光启等,共同促使“欧洲历算之输入”,“中国知识线和外国知识线相接触”,造成学界空气变换,因而此后的清代学者,“最喜欢谈经世致用之学,大概受到利、徐诸人影响不少”。梁启超的这一见解,晚清的洋务学者和在华外人都曾说过,并不新鲜。新鲜的是他把清学史上的历史观、价值观及治学方法往往大异其趣的学者学派,都串在中外难辨的“知识线上”。然而,对于明末陈子龙、清初陆耀到晚清的贺长龄、魏源,以及清末竞相上市的那一大批“经世文编”,不断以集合方式体现的“经世致用”的实践思潮及其与时俱变的形态差异,梁启超与同时代的钱穆,以及后来的清学史研究,多半置于视野之外,偶有论及,也限于书目提要式的皮相考察。
正因如此,五四以后的中国思想学说史研究,包括史学史研究在内,说到“经世致用”,空泛的褒扬与模糊的界定,常常形成明显的反差。比如说它表征传统史学重视教化作用,或者表征中国历史理性特重实践,但那真是中国史学独有的特色么?前引黑格尔说法可作否定的回答。问题更在于概念的界定。毋庸置疑,中世纪到近代的中国史学,尤其是所谓正统史学,越来越偏好将历史当作鉴别时政、预测未来的镜子。关于史学具有“鉴往知来”的特异功能的认知,得到中世纪若干“圣君”的肯定,越发走红。唐太宗、宋神宗、明太祖、清圣祖,无不留下亲自干预或者关注“以史为鉴”的记录。甚至到辛亥革命以后,那个紧握军权而跻身民国总统高位的袁世凯,虽是不学的草包,却深谙“国灭史存”乃传世统治术的诀窍,甫即位就开“国史馆”,又开“清史馆”,牢笼逊清学者名士,免得此辈在外指手划脚地讥弹时政。效应呢?自唐初到民初,由“正史”可证,还只可套用古语,说是“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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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们的史学史研究,经常显示比梁启超更缺乏历史感。梁启超谈“经世致用”,还限定于清学史,并随即用“学术主潮”、“一个支流”等提法,表明概念的时空限定。史学史研究却将梁说扩张到中国史学的全部传统。似乎梁说清代学术主潮,所谓“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以及梁说清代起伏不定的一个支流,所谓“排斥理论提倡实践”,都可挪用来形容全部中国史学史的本土特色或历史理性。休说梁启超论“经世致用”,以为近代起点在于晚明利玛窦、徐光启合作的中西合璧的历算学,已经大悖朱熹否定经世史学等于功利术数的教旨,就说梁启超所指的理论,意为满洲君主肯定的朱熹理学,而所指的实践,也特定为清康熙帝钦定的所谓真道学的躬行践履准则,用其孙乾隆帝的钦定诠释,那准则便是“忠君亲上”。准则的反题,当然是韩愈吟唱的“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梁启超不承认满清君主的这类准则是一回事,但他称道“经世致用”是清代学术的历史特色,蕴涵的逻辑与历史的矛盾,又是一回事。
谁都知道梁启超曾自称是清末思想界的陈涉。陈涉即陈胜,在秦末首先说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点燃了颠复大秦帝国的篝火,但他才称楚王,便立即追步秦始皇,背叛了当初与贫贱农民弟兄“苟富贵,毋相忘”的诺言,很快落到众叛亲离的下场。梁启超在晚年论清学史,自比陈涉,把自己封作晚清学界革命的首倡者,可惜不合历史事实。梁启超对于清末“思想解放”的作用,前不及康有为,后不及章太炎。假如不顾比喻不伦,那末梁启超至多可以譬作汉初以“识时务”著名的叔孙通。当然时代与境遇不同,梁启超没有以“面谀得亲贵”,在民初先拥袁而反袁,先尊师而叛师,乃至章太炎对他盖棺论定,以为当称“再造共和”的功臣。正如他在民初政治中力求用世一样,梁启超晚年无论说传统文化,还是论清代学术,仍然情系“经世致用”。当然他的关注重心越来越由现状移向历史,似乎与戊戌变法时期他策划辑集《皇朝经世文新编》的目标,已有显著区别。然而区别仅止于浮面,由他晚年依然积极促进“联省自治”,希望借此平息源出北洋的各派军阀的混战,共同阻遏广东军政府发动的北伐战争,可得确证。只是他和他的派别的这种努力屡遭挫折,反过来也促使他寻找“理想的政治”为什么止于理想的原因。他找来找去,自以为发现了症结所在,便是“政治是国民心理的写照”,积极的表现是为建设理想政治努力,消极的表现就是安习或默认先行政治。“所以研究政治,最要紧的是研究国民心理;要改革政治,根本要改革国民心理。”据他说,国民心理的根核在于历史遗传,而历史遗传“以先代贤哲的学说为最有力”。因而他认定,要改革政治,必须首先“看清楚国民心理的来龙去脉,才能对症发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