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史三题(7)
2018-01-20 01:17
导读：用不着特别指出,梁启超此说,并非他个人的创见,而是五四时代包括《新青年》若干主将在内的强调“国民性”的改革者的共同心声。梁启超的这一见解,所
用不着特别指出,梁启超此说,并非他个人的创见,而是五四时代包括《新青年》若干主将在内的强调“国民性”的改革者的共同心声。梁启超的这一见解,所以值得史学史研究注意,就在于他晚年讲授先秦政治思想也好,讲授中国文化史也好,都围绕“国民心理的来龙去脉”这一主题,以史论为政论,抒发他的“经世致用之学”。
从梁启超晚年论史的种种著作来看,这时他赋予传统史学的“经世致用”的社会功能,没有超出中世纪官方史学“鉴往知来”范畴。
所谓鉴往知来,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史学的作者读者的共同情结。它的现代起源,也可理解。
难以理解的,是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史学史论著,提及“经世致用”,便众口一词地称道那是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
难道忠于鉴往的《史记》,不曾被后来统治者斥作“谤书”么?难道志在“资治”的《通鉴》,不曾长期遭受冷遇而被朱熹看作背叛孔子作《春秋》之微言大义的反面典型么?指斥者受指斥,因为从《汉书》、《汉纪》以后,没有一部纪传史或编年史,真正起过预测未来的历史走向的所谓社会作用。
于是又要回到黑格尔《历史》,这部讲义,关于观察历史的三种方法的见解,至今仍是欧美史学界讨论历史研究本质的出发点。既然我们的史学史,讨论的出发点和归宿,无不在于历史的经验,或者历史的教训,那末黑格尔也许仍可作为他山之石。
以下引自《历史哲学》王造时译本,关于实验的历史即今称实用的历史的表述:
这里必须特别注意那种道德的反省———人们常从历史中希望求得的道德的教训,因为历史家治史常常要给人以道德的教训。不消说得,贤良方正的实例足以提高人类的心灵,又可以做儿童的道德教材,来灌输善良的品质。但是各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它们的利益、情况和纠纷复杂,却又当别论了。人们惯以历史上经验的教训,特别介绍给各君主、各政治家、各民族国家。但是经验和历史所昭示我们的,却是各民族和各政府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也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每个时代都有它特殊的环境,都具有一种个别的情况,使它的举动行事,不得不全由自己来考虑、自己来决定。当重大事变纷乘交迫的时候,一般的笼统的法则,毫无裨益。回忆过去的同样情形,也是徒劳无功。一个灰色的回忆不能抗衡“现在”的生动和自由。从这一点来看,法国大革命期间,人们时常称道希腊罗马的前例,真是浅薄无聊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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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哲学笔记》曾摘抄黑格尔的这段论述,且在旁注赞赏“聪明极了”。不消说,假如同意列宁这个赞语,那就对任何自称马列主义却又力倡史学“资治”者,煽了一记耳光。我不以为黑格尔论史学符合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却以为反思近代中国史学是否以“经世致用”为主流取向,前引黑格尔的这段话足资参照。“一个灰色的回忆不能抗衡‘现在’的生动和自由”,谁若反其道而论之,岂非恰好证明缺乏列宁肯定的“聪明”?
我赞成黑格尔对于实验的或实用的反思历史学的批判。因为对照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几乎没有一种的出发点和归宿,超出“经世致用”的陈腐说教之外。
三 关于史学史结构
如所周知,梁启超晚年首倡史学应该“独自做史”,并且设计了“做”史学史的四部曲,包括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及、最近史学的趋势。
那以后,便出现了“以梁氏之条目”撰写的中国史学史的首出专著。迄今近七十年,在这门学科史的领域里,论著日增,但对史学的诠释,对史学史的编纂思路,有没有从根本上超越梁启超呢?似乎不见得。
不能说梁启超设想的史学史结构没有道理。一如他的老师康有为,梁启超也很爱讲“学术源流”。他晚年提倡中国学术史,就说史学史应该成为学术思想史的一个分支。有人说他晚年已经变成“新传统主义者”。可是他改变的主要方面,是对传统学术文化的价值判断,而对中国过程的基本认知,便没有大变。
比如说对中国“旧史学”的看法。从前梁启超曾用达尔文主义判断它属于“劣败”一边。晚年梁启超却改信东方精神文明高于西方物质文明的欧洲某些哲人的说法,判断重历史就是中国文明“优胜”的表征。怎么见得他的基本认知没变?因为梁启超没有放弃过人类社会总是由低向高“进化”的信念,并始终认为史学具有“经世致用”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