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事务与制度选择(10)
2014-05-02 01:30
导读：埃莉诺·奥斯特洛姆曾在一篇文章中考察了四个成功解决“公有物(the commons)"问题的案例，这四个案例既没有借助国家的权力，也未借助市场化的方案，但
埃莉诺·奥斯特洛姆曾在一篇文章中考察了四个成功解决“公有物(the commons)"问题的案例，这四个案例既没有借助国家的权力，也未借助市场化的方案，但都避免了加雷特·哈丁的公有物悲剧。她的分析结果表明，在一定的自然条件下，面临公有物两难处境的人们，可以依靠自己的智慧，确定他们自己的体制安排，来改变他们所处的情境结构，从而避免悲剧。
埃莉诺·奥斯特洛姆认为，有多种可供选择的方法可以解决社会两难处境(自然也包括诺斯悖论)。“人们不仅面临关于在给定处境中如何行动的抉择，而且他们也有能力思考、阐述和挑选不同的构成抉择处境的方法。在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级次上都可进行抉择。当人们不仅学习如何使用公有物，而且学习如何管理公有物时，他们就是正在为发展和维护自治的民主社会奠定基础。”
分析问题，解释问题，相对于解决问题来说要容易得多。在不受制约的主权国家之外找到公共事务的可行之道与真的建设开放的公共领域相比，后者更为困难。就当前的人类来说，强化利维坦，已经不是可行的选择；纯粹市场化，也不可能把所有的公共事务都化解掉。在帝国冲动遭到遏制、市场又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建立民主、自由社会所需要的一系列旨在使公共领域更加开放、公共权力公共化的复杂的制度安排，从而继续有效地解决公共事务，为市场制度的有效解决私人事务提供坚实的基础，继续发展人类文明，已经成为当代人面临的最基本的挑战。对此，韦伯式的理性化和形式化，以及由此引起的当代社会公共领域的官僚化，显然不再是公共事务的有效解决之道。可行的选择应该是，超越自命全知全能的理性，充分发挥每一个人可能的智慧，在千百年的努力才建设起来的古老文明中寻找文明发展的最基本要素，从此出发，来构造当代人类文明发展所需要的最基本的制度框架。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使市场制度发育并促进西方文明发展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是契约传统和法治传统，正是这一传统遏制了西方世界的帝国的冲动，也是这一传统为西方世界的个人提供了基本的人权，从而为市场制度奠定了政治法律基础。
当然，法律理性一旦与强制性的国家权力相结合，在带来自由的同时也有着导致奴役的天然倾向。卢梭也曾经说过，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因为法律理性的重要方面是依赖强制性的国家权力的惩罚来维持行为规则，这就会导致这样一个后果：人们普遍地只遵守法律条文，并为了逃避惩罚而千方百计地寻找法律的漏洞；为了对付这种违法行为，就需要千方百计地弥补法律漏洞，并使得法律日益严厉。于是，法律体系变得如此严密，以致于如果所有人都把自己的事业发展限制在法律的范围之内，那么不仅生活会变得不堪忍受，而人类文明也将因此而深受障碍了。
对此，强调道德秩序、人的良心和相互信任而不强调法制的儒家文明可能是弥补这一不足的重要源泉。如果单纯的利己之心是产生冲突的根源，而这种冲突恰恰是市场经济的脆弱所在，那么“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等儒家伦理，就很可能是过分强调利欲倾向的市场冲动的有力保障。儒家文明所推崇的“孝道”观念、“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所表现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以公共事务为己任抱负，显然是市场经济所需要的自组织能力和政治自治能力的重要基础。
对当代世界来说，任何帝国的冲动，包括专制的和民主的，恶意的还是善意的，即使能够获得短期的收益，从长远来看，只能招致失败，只能招致人类文明的倒退。个人的和社会的创造力，才是人类文明继续发展的根本源泉。在人类社会中，所有生产性的资源均在于每一个个人所拥有和开发的知识和技能，而当人们学会在相互尊重的关系中与他人共同工作时，个人的知识和技能还会放大。当代人的使命就是如何开发这些潜力，并依靠它们来发展人类的文明。在当代世界里，由于电子通讯技术的发展，也由于国际贸易的充分发展，各国之间尤其是东西方之间的沟通和交往日益频繁，在未来的日子里，各国文明尤其是东西方文明之间有了更多的机会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并共同努力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不仅是东方文明的世纪，也是西方文明的世纪，更准确地说，则是属于整个人类的世纪。而中国要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文明中占有一席之地，可行的选择不是依靠自命不凡的理性设计，去设计一个所谓美好的图案，并依靠国家国家强制力去推行，而是充分利用每一个个人的理性能力，进一步改革开放，发扬东方文明的优势，吸收世界各国文明的优势，努力发挥自身文明所包含的自组织和自治资源，为人类文明在二十一世纪的进一步发展作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