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事务与制度选择(4)
2014-05-02 01:30
导读：但是一旦把目光转向更为久远的人类历史时，不难发现，真正影响人类几千年历史，并塑造今天人们依然津津乐道的数千年人类“文明”的，却是帝国(权
但是一旦把目光转向更为久远的人类历史时，不难发现，真正影响人类几千年历史，并塑造今天人们依然津津乐道的数千年人类“文明”的，却是帝国(权力)的冲动。的确，从历史来看，本世纪之前的五千年人类“文明”的发展实际上均与建立帝国的冲动密切相关。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巴比伦文明、华夏文明，包括比较晚近的大英帝国的文明，均是最典型的例子。最近在威权统治的东亚诸国的发展中，似乎也能够见到帝国的影子。也许正是因为这些原因，人们才孜孜不倦地追求帝国，崇拜帝国，追随帝国，愿意为帝国捐躯。一直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还有人在倡导所谓的新权威主义，甚至是开明的专制，希望大力加强中央权力，提高政府能力，而其理由也不过是威权政治能够通过高明的政策促进经济增长，加强中央政府权力，可以促进市场经济发展。这使我想起霍布斯通过理性思考创造的利维坦怪物，我不禁问道：利维坦的制度选择难道真是人类振兴文明之道吗？
当把目光逼近古代历史的时候，可以看到更多的血腥、野蛮和不稳定，即使是今天依然津津乐道的金字塔和万里长城，也是血腥和野蛮的结晶。建立在帝国冲动之上的人类文明是野蛮的文明，是建立在恶基础上的血腥的文明，在那里，只有极少数人过着稍稍象点样的生活。而且，从长期来看，帝国也是极为脆弱的。埃及文明衰落了，印度文明也衰落了，华夏文明长期来也随着帝国的兴衰而兴衰。本世纪德国复兴第三帝国的努力，意大利恢复往日罗马帝国荣耀的努力，以及日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野心，不仅没有促进二十世纪人类文明的进步，反而导致了前所未有的战争惨祸。在帝国冲动驱使下的冷战以及种种地区性的局部战争，其结果只是更多的资源浪费、更多的贫困，更多的债务。而所谓强健的福利国家实验，以及更为雄心勃勃的计划经济建设的实验，虽然打着纠正“市场失败”、甚至是根除无政府的“市场危机”的旗号，其结果也只是经济滞胀甚至是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古拉格群岛，南京大屠杀和伦敦大轰炸，只是因为发生在二十世纪才引人注目；福利国家的德性和计划国家的理性，也只是因为遭到了失败才不为人所青睐。帝国的冲动或许是人类文明的塑造者，帝国的统治者不见得一定是昏庸的，恶也许是至善的见证人和塑造者，但它与人类因此而付出的巨大代价相比，值得吗？尤其当这一切以其他可能的巨大发展机会为机会成本时，这些东西值得珍视吗？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整理） 打开《
政治学》，在第一卷第一章第一段就看到亚里士多德写道：“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善业……既然一切社会团体都以善业为目的，那么我们也可说社会团体中最高而包含最广的一种，它所求的善业也一定是最高而最广的：这种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就是所谓‘城邦’。”城邦即至善这一观念的现代表现就是国家即公共利益，政府即人之父母，政府官员都是为了公共利益服务的，采取的政策都是代表公共利益的。这一观念在现代社会流行得如此广泛，以致于人们已经忘了或者不愿意再正视国家或政府这一制度安排所具有政治统治性和军事性，在更多的人看来，经典意义上的政治、军事统治对于政府来说已经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了，于是对外扩张的军事设施变成了提供国防服务的公益物品，对内镇压的警察、监狱等专政机关变成了提供治安服务的公益物品，政治统治和对外扩张的职能或者淡化，或者转了性。但是，国家真的变性了吗？
从国家这一人类制度安排的演进史来看，它来源于人性深处的帝国(权力)冲动，而政府则是实现这种冲动的组织工具。国家或政府的首要特性是政治性和军事性，其服务性是次生的特点。实际上，历史上的政府基本上是一种掠夺性的组织而不是致力于经济增长和民众福利的组织。道格拉斯·诺斯说得好：“历史上，国家往往不利于经济增长。的确，与其说国家是关心‘公益物品(public goods)_的组织，不如说是黑手党更合适。”历史上的政府经常由于政治统治的需要、对外扩张的需要而掠夺性地征用社会所拥有的来之不易的资源。在此，国家的需要成了目的，政治统治者的需要是主要的，社会的需求是次要的。政府的服务性起源于对帝国冲动的遏制，自从代议制政府诞生以来，政府的服务性功能开始日益增强，其掠夺性的特征开始日益衰落，统治者的政治需要虽然仍然是政府的首要考虑，但是社会的需求也开始为政府所重视。就如诺斯所说：“国家自觉关心经济绩效是比较晚近的现象，它始于重商主义时代，更准确地说，很可能与‘代议制’政府的兴起有关。”在现代社会里，一个政府在政治上越民主、在军事上越独立，帝国的冲动越能够得到遏制，其服务性就越强，就越可能依据经济的原则、道德的原则而不是政治的原则来履行其满足社会需求的功能。正是代议制原则以及一系列的宪政制度安排，最大限度地遏制了国家的帝国冲动，遏制了它过分扩张的对内职能，也遏制了它过分的对外扩张，才使得当代社会的人们拥有了经营私人事务的基本权利，才使得近现代人有了创造市场制度来协调分工与交易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