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事务与制度选择(7)
2014-05-02 01:30
导读：不过，即使政治制度由专制转向民主，并不意味着诺斯悖论的解决。诺斯强调：“无论是选民跟统治者就所有权谈判，还是争取到对规则制定权的某种控制
不过，即使政治制度由专制转向民主，并不意味着诺斯悖论的解决。诺斯强调：“无论是选民跟统治者就所有权谈判，还是争取到对规则制定权的某种控制，就所有权有效或无效而论，结果可能是一样的。”诺斯悖论依然有效，他举例说，象苏联和美国，在国家控制上就有巨大差异。前者是接近单一统治者国家模型，后者是一个多元主义的国家。在苏联，所有权的谈判是在控制结构内进行的，在美国，利益集团普遍为控制国家而斗争。但光凭这一差异是没有理由预见这个或那个国家的所有权的相对效率的。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也表明，以僵化的利益集团政治为基础的民主政治也可能偏离公共福利，它所选择的所有权结构也可能偏向无效率。没有节制的极权民主政治很容易导致政治肥大症，很容易导致运用政治手段来均分财富，而不是促进高效率的所有制结构。
因此，诺斯认为有效的制度创新总是稀缺的，制度创新来自统治者，而不是选民，因为选民始终面临着搭便车的问题，而统治者的偏好又大多偏离公共福利。民主政治虽然制约了统治者的部分偏好，但也只是以特殊利益集体的无效率偏好替代了统治者的无效率的不良偏好。因此，诺斯悖论没有一个稳定的解，即增长过程总是不稳定的，它更为可能的解是无效率，而不是有效率的制度选择。
但幸运的是，就如前文所说，市场制度在帝国的压力之下，还是顽强地发展起来了。这是诺斯悖论的一个不稳定且幸运的小概率解。这个解一旦成为事实，它就不再是纯
数学意义上的小概率解了，因为它就此给人类各个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强烈的参照点，给全世界所有的社会一个现实的榜样。实施市场制度的帝国因为国富而兵强，比较实力陡增，在帝国冲动的驱使之下，到处侵略扩张，这给所有低效率的社会增加了竞争的压力，迫使它们向实施市场制度的哪怕是敌对的国家学习；它也给所有低效率的社会的选民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增强了他们与本国统治者的谈判能力，从而迫使统治者接受市场制度。于是，二十世纪的人类社会，大部分都开始了市场经济建设，步入了市场社会，除了极个别的例外，所有的计划经济均已非常痛快地、几乎没有流血地转向以前所恨之入骨、想彻底根除的市场经济。当然，帝国冲动的压力依然是存在的，并且依然在压制有效的制度。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哪怕是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也都存在着自由市场供给不足和国家供给过剩的问题，人们到处在以行不通为名而遏制甚至拒绝自由市场制度，而依靠强权到处行得通的国家权力依然在到处横行，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人间悲剧。但是，追求幸福是人的本能冲动，在这一冲动的驱使下，人们会继续寻找稳定的解。那么，何以寻找更为稳定的解呢？持续的和平以及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只能依靠国家的不稳定的供给吗？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第四节 理性之外
依赖国家来解决人类的公共事务，实际上就是象霍布斯所说的那样，通过所谓个人理性的算计，众害相权，避巨害取小害，放弃个人的自由权利，把一切都献给国家，献给不受任何约束、可以为所欲为的主权者。在二十世纪，霍布斯的主权理论加上韦伯的理性化的官僚制度，使得个人事务日益公共化，而公共事务则越来越只受到极少数人的关怀，其结果不仅仅是陷入诺斯悖论，把希望寄托在小概率的人类福利上，而且还放弃了建设民主、自由社会的可能性，从而也等于放弃了开发成千上万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可能性，并给统治者以为所欲为的权力和滥用公共权力的机会，让他们肆无忌惮地化公为私，从而制约了市场制度的生存空间。
当然，在公共事务领域里，国家的作用是不可抹煞的，它的比较利益优势也是不容忽视的。但为了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更好地挖掘它的比较利益优势，从而更好地解决人类的公共事务，需要在霍布斯的主权理论和韦伯的官僚制度之外寻找有利于公共事务解决的复杂的制度安排。那就是挖掘每一个人的理性和良知，吸收古老文明的智慧，建设复杂的制度安排，来建设民主、自由社会所需要的基本的制度结构，以民主制度替代独裁制度，以宪政替代中央集权制度，以开放的公共领域来替代为少数人所垄断的公共领域，使公共事务真正成为公共的事务，而不是极少数人的私人事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