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事务与制度选择(5)
2014-05-02 01:30
导读：因此，近现代人是幸运的。因为在人类历史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与东西方文明密切相关的巨型帝国都崩溃了，新的重建帝国的努力也都招致了失败。这一幸
因此，近现代人是幸运的。因为在人类历史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与东西方文明密切相关的巨型帝国都崩溃了，新的重建帝国的努力也都招致了失败。这一幸运来自这一事实：帝国的冲动在盛行了数千年之后，人类终于在几个世纪之前艰难地开辟了新的振兴真正的文明之道。公元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一书，西方社会终于在帝国的冲动之外开创了市场制度之路，自此之后，虽然帝国冲动的势头依然不减，并且借着开发海外市场的风头建立了一个又一个的庞大的殖民帝国，但市场制度在强烈的帝国冲动之中依然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充分开发了每一个人的积极性，鼓励生产，鼓励贸易，从而使人类文明获得了除帝国冲动之外的源源不绝的来自个人和社会的动力，导致了整个西方世界的现代化。随着市场文明的发展，帝国冲动的机会成本越来越大，殖民帝国一个接一个地衰落了。它的发展，虽然受到一次又一次的帝国冲动的冲击，但是由于它所带来的巨大收益，终于经受住了帝国冲动的严峻考验。并且在最近几十年里，市场制度终于步出西方世界，开始深深地影响东方社会的发展。正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冲动，而不是所谓威权政府的冲动，东亚诸国才开始逐步摆脱贫困，开始在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中脱颖而出，走向富裕之路了。
不过，幸运也只是幸运，实际上帝国冲动的幽灵依然在全世界到处徘徊、游荡，伺机作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帝国的时代虽然结束了，再也没有一个国家敢以自称某某帝国为荣，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制定了一部宪法，定国号为共和国，并宣布自己的制度是民主的，至少也宣称民主制度是自己的政治发展目标，但是世界人民的解放依然遥遥无期。战后各国求助于强制的行动来对付危机已经导致了新形式的隐蔽帝国主义。中央政府的权力不断强化，军队、警察、情报机构等统治性的官僚机构越来越发达，个人处理私人事务和参与公共事务的基本人权受到严格控制。以托马斯·霍布斯的《利维坦》为依据的主权国家理论和韦伯的官僚制度是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理论因素。“既然存在着隐蔽的帝国主义和掠夺性的国家的可能性，那么就意味着市场无效率不可能总是能够从市场转向国家而获得解决。国家官员或控制着国家权力的人，可以象最损人利己的和最贪婪的资本家一样具有掠夺性。”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当然，支配国家权力的政治首脑并非全部都是贪婪的猛禽，某些政治领导人的确受着强烈的行善动机的驱动，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抱负，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品格，而不是为了满足强烈的权力欲而统治，也不是为了满足财富欲而掠夺他人。这也许是开明专制或者是新权威主义的假定。但实际上，“拥有最终支配权力并且同时控制着社会中暴力的合法使用权力的那些人，出于行善的感情而力求扫除阻挡其前进的所有障碍。这些就是人类社会中产生出极端形式的压迫的条件。每当人类抱有强烈的动机和正确的信念而被授权使用恶的手段以行善时，巨大的危险便出现了。其结果可能是灭绝种族的大屠杀。”
对人类来说，帝国的冲动即使能够带来收益，但人们因此而付出的直接代价和机会成本是极其巨大的，即使行善的帝国冲动，也是如此。而且，对于当代人来说，控制行善的帝国冲动要比控制行恶的帝国冲动显然要更加困难。那么，如何控制呢？让我们先转向诺斯关于人类经济增长的制度分析。
第三节 诺斯悖论
在二十世纪后半期，市场制度已经逐渐取代帝国制度，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更为有效的制度安排。但是，市场制度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其发展并不是不需要条件的。它需要消费者主权的意识形态，需要有效的得到可靠保护的私有产权制度，需要和平的政治条件，需要体现公平正义的立法和司法制度，并要求外部性的充分校正和公益物品的充分供给。这一切，仅仅靠市场制度本身，是难以得到维持的。为此，人们都把希望寄托于所谓善意的国家，在各种利益冲突面前保持中立的中性国家，以公共福利最大化为其效用函数的国家，而且是能够洞察公共事务的性质并能够充分解决公共事务问题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