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事务与制度选择(9)
2014-05-02 01:30
导读：在公共事务领域里，影响最大的公共选择分析模型有三个：哈丁的公有物悲剧、囚犯困境博弈和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这些模型的逻辑结果均是悲剧性
在公共事务领域里，影响最大的公共选择分析模型有三个：哈丁的公有物悲剧、囚犯困境博弈和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这些模型的逻辑结果均是悲剧性的，公共选择分析的任务就是分析悲剧性后果产生的原因，并提出解决避免悲剧性后果的可选方略。
公有物悲剧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士亚里士多德的断言：“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物；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使这一断言模式化，并成为公共选择分析模型的是英国学者加雷特·哈丁，他设想了一个向一切人开放的牧场，在其中，每个牧羊人的直接利益的大小取决于他所畜牧的牲畜数量的多少，当存在过度放牧问题时，每个牧羊人只承担公用地退化成本的一部分，这时就会发生“公有物悲剧”。哈丁说：“在共享公有物的社会中，每个人，也就是所有人都追求各自的最大利益。这就是悲剧所在。每个人都被锁在一个迫使他在有限范围内无节制地增加牲畜的制度中。毁灭是所有人都奔向的目的地，因为在信奉公有物自由的社会中，每个人均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公有物中的自由给所有人带来了毁灭。”这就是说，公有物不受关心、公有物遭到滥用，是必然的。从事实来看，公用草场因无节制的放牧而退化、渔场因过渡捕捞而退化、人口爆炸、公共环境污染等，都是公有物悲剧的典型例子。
囚犯困境博弈模型得益于众多学者的研究。这一博弈的逻辑是：被警察抓获的两个囚犯有四种可选择的策略，第一个选择是双方都不交代作案事实，警察由于证据不足只能处以轻微的处罚，这一方案在整体上是最优的方案，但对个体来说却是次优的，因为囚犯可以通过出卖对方而获得最优的结果；第二、三个选择是一方交代、一方不交代，根据抗拒从严、抗拒从宽原则，交代者无罪释放，不交代者严加惩处，这一方案对交代方非常有利，但对不交代方非常不利；第四个选择是双方都交代，两者均处以相应的处罚，并且没有优惠，这从整体上来看是最坏的选择。这四个策略组中，最稳定的策略组是博弈双方的不合作，它的均衡点是对博弈者个体最理性的选择对全体来说是最不理性的选择，而对全体来说最不理性的选择也是对博弈者个体来说是最坏的选择。这个均衡点又叫纳什均衡点，因为这一均衡点是数学家纳什找到的。这一模型如果是专属于囚犯的，那它不可能成为公共选择分析模型。它之所以成为公共选择的经典模型，其原因就是它有着囚犯之外的涵义：公共事务需要有关当事人精诚合作，但由于在完成过程中，存在着个体成本和个体收益不对称性的问题，在这种利益格局下，有关当事人的博弈结果就是大家都不精诚合作，最后导致公共事务无法解决。囚犯博弈的经典例子是冷战时期美苏两国之间一边和谈、一边依然不可避免地走向危险的军备竞赛，最后双方都浪费了大量的宝贵资源。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奥尔森演绎的集体行动的逻辑说明个人理性不是实现集体理性的充分条件，其原因是理性的个人在实现集体目标时往往有搭便车的倾向。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才存在，即组成集团的人数足够少，并且集团内存在着迫使或诱使集体利益的选择性刺激机制，在这种条件下搭便车倾向会得到遏制。一个国家的兴衰，往往决定于分利集团的情况，分利集团的天然倾向是宁可牺牲国家兴旺的前途而为自己牟取利益的，因此分利集团势力越强，国家就越容易衰落。
公共选择模型分析的意义在于它揭示了人类很难处理公共事务这一事实的原因。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许多学者提供了自己的政策建议。有些学者认为，霍布斯的利维坦即不受制约的中央集权制度可以避免公有物悲剧，可以打破纳什的博弈均衡，可以解决搭便车，也可以遏制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有些学者则认为，通过私有化，建立明确的私有产权制度，是纠正公有物悲剧、突破囚犯博弈困境、遏制搭便车的唯一有效的办法。埃利诺·奥斯特洛姆充分检验了这些所谓唯一的解决方案，认为利维坦或者私有化，均不是唯一有效的解决方案。她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运用非国家(集权)和非市场(私有化)的解决方案解决公共事务的可能性。认为人类社会中大量的公有池塘资源(the common pool resources)问题在事实上并不是依赖国家也不是通过市场来解决的，人类社会中的自我组织和自治，实际上是更为有效的管理公共事务的制度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