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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和学习——20世纪非西方世界的现代民族主义(4)

2015-04-29 01:20
导读:◎两战之间的大发展与列强的多类对策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里,非西方现代民族主义运动有了很大发展,而由于这发展大多以前面所说的第三阶段即


◎两战之间的大发展与列强的多类对策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里,非西方现代民族主义运动有了很大发展,而由于这发展大多以前面所说的第三阶段即精英与大众、民族独立与社会革新(或改良)相结合为根本特征,它甚至可称是飞跃。与此相应,列强的对策也从单一的镇压变为多样性的。在土耳其,陆军将领穆斯塔法·凯末尔于本国随德奥战败之后,面对协约国强迫苏丹接受不仅剥夺帝国外缘、而且瓜分小亚细亚东部的色佛尔条约,发动军民在民族解放旗帜下坚决抗战。1922年,在法意两国因别有所图而撤出后,凯末尔领军彻底打败英国大力支持的希腊军队,从而得以在翌年另订平等的洛桑条约--"新土耳其诞生的国际证书",[29]  并且迅速实行了一系列使得土耳其成为现代共和国的政治、法律、宗教和文化改革。[30]  这场"凯末尔革命"可称非西方现代民族主义的首次重大胜利。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辛亥年前后几番奋斗,几番失败。是十月革命、五四运动和他本人那最为可贵的思想、政治朝气,使他在晚年开始走上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道路。这条道路从根本上说,就是发动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来争取中国的民族解放和社会变革。作为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和发展者,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以在建设党、革命武装和根据地为主要的独创性大战略,开发中国极为宏伟的民众人力宝库,并且在此过程中越来越成功地进行中国的革命改造。在印度,决意并且善于发动大众的甘地执掌民族运动领导权。为扩大其社会基础,他以在印度可谓石破天惊的革命性举动--在"不可接触者"中间生活和收养一名"不可接触者"的女儿为义女--来试图打破各种姓阶层和他们之间的传统壁垒,并且号召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团结起来争取印度独立。他将国大党重组为一个群众性的、在相当大程度上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政党,从村社经过区、省直至中央逐级整合,使之基础扎实、行动统一。他依靠这么一个政治组织,多次发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而这非暴力不合作按照他的说明,是"试图革新政治,恢复道德力量的原有地位","显示物质力量同道德力量相比一钱不值"。[31]  在当时的印度,这样的原则加上甘地本人的身体力行,确实提供了一项大众都能懂得的崇高信条,提供了促使他们奋起的道义驱动。从1930年甘地率众远赴海滩采盐,非暴力不合作发展为非暴力不服从。这项看来旨在反对英国当局食盐垄断的行动,实际上主要是为了抗议英国拒不给予印度独立的确实承诺,它开启了30年代印度政治的一个往复不已的模式,即从非暴力不服从行动到当局捕人,再到甘地绝食而后当局退让,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越来越难维持。在越南,现代史上最杰出的革命家之一胡志明于1930年主持建立越南共产党(不久改名为印度支那共产党),并撰写了党的行动纲领--通过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和团结所有爱国力量完成民族独立事业。在共产国际左倾盲动路线和关门主义导致的几年严重挫折之后,胡志明于1941年重返越南领导革命。他主持建立越南独立同盟会(越盟),作为尽可能多地吸收各类爱国者在内的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和民族解放斗争的一线领导机构,同时在越盟之外按社会阶层、行业和村落等组织各种各样的救国会,以便最广泛地发动和组织人民。在越益雄厚的民族基础上,依凭同中国共产党人相似、但也有所独创的大战略,胡志明在二战结束之际成功地领导进行八月革命,宣告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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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印度和越南只是我们现在谈论的时期里非西方民族主义的最重要史例,而其全景当然更加波澜壮阔。面对这几乎席卷近半个地球的史无前例的大造反,西方殖民半殖民国家已经不能象过去那样仅仅、或大都诉诸于武力镇压。的关键不仅在于西方的军事力量已不敷所需,也在于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海外统治的道德合法性已受到近乎致命的损伤,这有如英国殖民大臣米尔纳勋爵抱怨的那样,"帝国"一词现在已广泛地被等同于蛮横征服和以强凌弱。[33]  在此情况下,较多地使用和平的手段是必然的了。这些手段大致可分为三个类型。第一是对殖民地国家许诺并多少实施逐步自治,希望以此抵挡甚至消除独立要求,而对半殖民地国家则以逐步放弃某些特权为让步,试图保住另一些特权以及总的或控制。在前一方面,特别突出的是英国的印度政策。1917年,印度事务大臣埃德温·蒙塔古在国会宣布,英国政府不仅准备让印度人越来越多地担任行政官职,而且准备授予自治机制,以便在印度逐步实现"责任政府"。两年后,英国着手施行前面提到过的蒙塔古-契姆斯福改革,逐渐将治安和财政以外的各省治权转归民选的议会和向其负责的官员。与此相关,印度行政、和文武官制等方面发生了被认为是"从帝国主义后撤"的其他变化。[34]  在半殖民地的中国,随民族主义的兴起和迅猛,西方列强自华盛顿会议开始越来越明显地处于守势。在北伐战争期间,与先前的情况大不相同,它们基本上不再以军事干涉来对待中国人民和革命政府的一系列反帝行动。1928年,列强除日本外将关税自主权交还中国,翌年底又承诺开始逐步废除在华治外法权。[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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