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嶺南地區的生態環境與稻作農業(2)
2013-10-18 01:09
导读：中，蘇軾還提到海康「殺牛撾鼓祭，城郭為傾動」[22]的習俗。嶺南地區所出產的牛只，除了滿足本地需要以外，還外銷到鄰近地區。宋時江南地區曾從嶺
中，蘇軾還提到海康「殺牛撾鼓祭，城郭為傾動」[22]的習俗。嶺南地區所出產的牛只，除了滿足本地需要以外，還外銷到鄰近地區。宋時江南地區曾從嶺南、西北等地輸入耕牛用於耕作。北宋初年曾在處州（今浙江麗水）任知州的楊億就曾寫過一首《民牛多疫死》的詩，詩題小注：「水牛多自湘、廣，商人驅至，民間貴市之以給用。」[23]又如南宋時，江西贛州、吉州的農民每到農閒季節，「即相約入南販牛，謂之‘作冬’。」[24]畜牧業的發展可以為農業的發展提供動力和肥料。
但動植物資源豐富也有對農業生產和生活不利的一面。嶺南地區使用踏犁的原因之一，是因為田中「宿莽巨根」妨礙了牛耕。最可怕的還是各種野生動物。由於「地多虎狼」，嶺南百姓選擇巢居（幹欄式建築），「不如是則人畜皆不得安」。[25]「虎，廣中州縣多有之，而市有虎，欽州之常也，城外水壕往往虎穴其間，時出為人害，村落則晝夜群行，不以為異。」[26]更有甚者，有些野生動物還直接對農作物構成危害。唐宋時期，嶺南沼澤地區有大量鱷魚的分佈，如，「潮陽之湫，鱷魚為害，潮人患之」[27]，這也勢必成為嶺南地區稻作發展的一大障礙。唐代韓愈刺潮時，為此設壇祭鱷，撰《鱷魚文》，以驅走鱷魚。然而，鱷魚只是阻礙沼澤地的開發，還不足以對稻作構成直接的危害，相比之下，野象對稻作的為害更為劇烈。
宋代嶺南地區還有大量的野象的存在。象牙成為當地的一種財富，但往往被官府壟斷。「雷、化、新、白、惠、恩等州山林有群象，民能取其牙，官禁不得賣，自今宜令送官以半價償之，有敢隠匿及私市與人者，論如法。」[28]從當地百姓而言，野象的存在給當地的農業生產和人們的生命財產安全造成了極大的危害倒是實實在在的。據時人宋莘《視聽抄》載：「象為南方之患，土人苦之，不問蔬穀，守之稍不至，踐食之立盡。性嗜酒，聞酒香輒破屋壁入飲之。」[29]如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潮州野象數百食稼，農設穽田間，象不得食，率其群圍行道車馬，斂穀食之，乃去。」[30]《嶺外代答》也提到了野象對於禾稼的危害。「象……，欽州境內亦有之。……象群所在，最害禾稼，人倉卒不能制，以長竹系火逐之，乃退。」[31]就連臨近嶺南潮州的福建漳州也有「野象害稼」的記載[32]。在漳州境內出沒的野象中又以獨象的危害最大。「漳州漳浦縣地連潮陽，素多象往往十數為群，然不為害，惟獨象遇之逐人，蹂踐至肉骨糜碎乃去，蓋獨象乃眾象中最獷悍者，不為群象所容，故遇之則蹂而害人。」[33]早在熙寧七年（1074）春正月庚申，「福建路轉運司言，漳州漳浦縣瀕海接潮州，山有群象，為民患，乞依捕虎賞格，許人捕殺，賣牙入官。從之。」[34]但漳州等地的野象為害到南宋時還沒有根除，並影響到當地的農業開發。朱熹在紹熙三年（1192）二月的《勸農文》中指出：「本州管內荒田頗多，蓋緣官司有俵寄之擾，象獸有踏食之患，是致人戶不敢開墾。」為「去除災害」，使「民樂耕耘」，朱熹提出了一些鼓勵殺象的措施「人戶陷殺象獸，約束官司不得追取牙齒蹄角，今更別立賞錢三十貫，如有人戶殺得象者，前來請賞，即時支給。」[35]漳州如此，臨近的的嶺南潮州等地更是可想而知，因為潮州等地是當時野象分佈的一個中心，直到明清時期當地還可能有野象的分佈。[36]大象的存在給農業生產所帶來的危害是實實在在的。今天在雲南西雙版納地區，當地的農民仍然要不時地受到野象的侵襲。據當地村民反映，有四頭大象的話，可以把一家人的莊稼吃完。大象特別多的時候，幾乎把整個村的莊稼都吃光了。研究者發現，大象的進食量比較大，像一頭成年象，一天可以吃135公斤到300公斤的東西，玉米，一頭象一晚上就能吃一畝左右，如果來一群七八頭象得吃七八畝，而且來的時候還不是從那呆一天，一呆可能呆一個月、兩個月[37]。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整理） 大象之外，一些小型的野生動物也會危害莊稼。如，「山豬，即毫豬，身有棘刺，能振發以射人。二三百為群，以害苗稼，州峒中甚苦之。」[38]又廣西安平、七源等州，有一種「狀如山豬而小」，名為「懶婦」小野豬，也「喜食禾苗。田夫經機軸織紝之器掛田所，則不復近。」[39]山豬一類所危害的作物，大多為稻。[40] 鼠害也是嶺南稻作農業的一大災害。鼠害年年有，只是有些年份偏重。「紹興丙寅（1146）夏秋間，嶺南州縣多不雨，廣之清遠、韶之翁源、英之真陽，三邑苦鼠害。雖魚鳥蛇皆化為鼠，數十成群，禾稼為之一空。」[41]還有鳥害，如廣西雷州「地多沙鹵，禾粟春種秋收，多被海雀所損。」[42]
地廣人稀，資源豐富，當地人不需要花太多的氣力，甚至不需要從事農業，就可以謀生。如潮州「地產魚鹽，民易為生，力穡服田，罕務蓄積，時和歲豐，固無乏絕。」[43]梅州也是「土曠民惰而業農者鮮」[44]。普遍的情況是「富者寡求，貧者富足」[45]，缺乏發展農業生產的內在動力。這種情形與漢代司馬遷在《史記》中所載的楚越之地有相似之處，由於「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46]種稻甚至不是生活的主要來源，這就使得原本不多的中，直接參加稻作農業的人口很少，少部分參與生產人也是「慵惰莫甚」，耕作極其粗放。「欽州田家鹵莽，牛種僅能破塊，播種之際就田點穀，更不移秧，其為費種莫甚焉。既種之後，不耘不灌，任之於天地。」[47]一些從北方南遷而來的人對此就深有感觸。蘇東坡（子瞻）在「和淵明勸農詩」就曾哀歎儋耳之不耕，說「海南多荒田，俗以貿香為業，所產粳稌不足於食，乃以薯芋雜米作粥糜以取飽。」他自己就有過「日啖薯芋」的經歷，並在「酬劉柴桑」詩中有這樣的詩句：「紅薯與紫芋，遠插牆四周。且放幽蘭香，莫爭霜菊秋。窮冬出甕盎，磊落勝農疇。」[48]其弟在居海康時，發現「農亦甚惰」[49]。這也從另一個方面影響著稻作農業的發展。當時嶺南地區的稻作農業還不甚發達，稻米不足食用，充饑之物大多還是原來的薯、芋等塊根和塊莖之類的作物。生於憂患，死於安逸。由於「慵惰莫甚」，體格也得不到鍛煉，嶺南人的身體素質也很差，勞動能力很差。惡性循環的結果，必然影響著稻作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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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的自然資源和稀少的人口之間，維持著一種簡單的生態平衡。稻作農業就在這種簡單平衡下，緩慢地發展著。直到北方人口的大量進入，這種平衡才被打破，稻作農業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得到發展。這個階段就出現在宋代，特別是南宋。
至少自秦漢開始，北方地區的居民就開始南移，進入嶺南地區。但只是到了宋代才出現了移民的高潮。據《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志》和《宋史·志》對各地戶口的記載，自宋太宗到宋神宗時，嶺南道的人口增長最快。增長率為863，高出緊隨其後的江南道368和淮南道358的增長率的一倍以上，是其他道人口增長率的3-6倍。[50]又據斯波義信對對唐代中期至北宋中期各地人口增長情況所作的統計，嶺南地區的潮、循二州人口增長率都超過了1000%，賀州在400-999%之間，柳、貴、容、雷四州在200-299%之間，昭、潯、廣、韶、康、端、新、賓諸州也在100-199%之間。[51]南宋以後，嶺南地區的人口數量雖然在史書中的記載是不增反降，但事實可能正好相反。[52]時人李光（其曾因同胡銓等主戰派上書反對和議，請斬奸臣秦檜等，於紹興十一年(1141)貶謫瓊州）《儋耳廟碑》：「近年風俗稍變，葢中原士人謫居者相踵。」
宋代嶺南新增人口中，除當地人口的自然增長之外，大量的是外來移民。在這些外來移民中既有戍邊的戰士，如，儂智高叛亂被鎮壓以後，大批兵員留在廣西。也有朝廷和地方政府招募的外來移民，如，「擇江浙湖湘負材多智雄大之家，遷居左右江平衍饒沃之地，使自力食，以漸化茲民，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