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嶺南地區的生態環境與稻作農業(4)
2013-10-18 01:09
导读：私殺牛。」[98] 宋代嶺南地區，特別是海南黎族地區，還可能有一種牛踏田的整地方式。清人的調查發現，「生黎不識耕種法，亦無外間農具，春耕時用群
私殺牛。」[98]
宋代嶺南地區，特別是海南黎族地區，還可能有一種牛踏田的整地方式。清人的調查發現，「生黎不識耕種法，亦無外間農具，春耕時用群牛踐地中，踐成泥，撒種其上，即可有收。」[99]「生黎不識耕種法，惟於雨足之時，縱牛于田，往來踐踏，俟水土交融，隨手播種粒於上，不耕不耘，亦臻成熟焉。」[100]生黎居住在深山，不受政府管轄，不供賦役。在上也保持自己的相對獨立性，因此直到清朝，甚至上世紀五十年代仍然採用牛踏田的整地方式。這種整地方式除了其自身的特色之外，也可能與當地的土壤狀況有關。清時海南瓊州府「西南浮沙蕩溢，墾之為田，必積牛之力蹂踐既久，令其堅實，方可注水。自分秧之後，民不復有家，無男婦老稚，晝夜力于田事，踹風車取水灌田。」[101]從中可以看出，清時當地的耕作方式已注入了移栽和龍骨水車等因素之後，但仍然有踏田的存續。瓊州之昌化縣（即今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縣）等地在宋代「元屬生黎未嘗開通」[102]之地。踏耕是一種原始的耕作方式[103]，清代尚且存在，宋代可想而知，只是缺乏直接的證據罷了。和犁耕一樣，這種整地方式也需要牛的參與，並且比犁耕需要更多的牛。
對耕牛的保護出於對耕牛的使用。但宋代嶺南地區在使用牛耕的同時，還使用著一種看來比牛耕落後的耕作農具——踏犁。雖然宋廷也曾向一些牛力比較缺乏的地區推廣使用踏犁[104]。但是在牛力相對充裕的嶺南地區，[105]踏犁使用更為普遍。踏犁的耕作的效率和品質總不如牛耕，「踏犁五日，可當牛犁一日，又不若牛犁之深於土。」但這似乎並不妨礙踏犁的使用。廣西的靜江府（廣西桂林）就是其一。「靜江民頗力于田。其耕也，先施人工踏犁，乃以牛平之。……踏，可耕三尺，則釋左腳，而以兩手翻泥，謂之一進。迤邐而前，泥壟悉成行列，不異牛耕。」和宋政府在別的地區推廣踏犁的原因不同，宋代嶺南並不缺少耕牛，顯然從經濟上不足以解釋嶺南地區使用踏犁的原因。而只能從生態環境上進行解釋。嶺南地區動植物資源豐富，且有大量的荒有待開墾，而踏犁在開墾荒地方面，有著比牛耕更好的效果，這在開始得到開發的嶺南地區，尤為重要。「廣人荊棘費鋤之地，三人二踏犁，夾掘一穴，方可五尺，宿莽巨根，無不翻舉，甚易為功，此法不可以不存。」[106]這就是在宋代廣西靜江能見到踏犁的原因。直到近代，牛耕雖已普及，但仍有使用踏犁者，踏犁「專用來開墾有石崖的荒地，……較用鋤頭省力，一部踏犁，一天可開生荒約5分地。」[107]看來，踏犁的使用並不完全是因為缺少畜力，更非不知牛耕，而只是新開發地區對於農具的一種選擇。也就是說，踏犁對於當地的土壤耕作來說，比牛耕更有效。事實上，宋代嶺南地區在使用踏犁的同時，也使用牛耕。對此，已有學者作過論述，[108]茲不贅述。就牛耕與踏犁二者而言，宋代嶺南地區，踏犁的重要性肯定要勝過牛耕。牛耕也因次要，而沒有得到改進，孝宗年間，靜江地區的田器「薄而小，不足盡地力」[109]。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二是直播和移栽並存。從《嶺外代答》的記載來看，嶺南地區普遍採用的是直播種稻方式。即所謂「就田點（穀）種，更不移秧」。但有跡象表明，嶺南地區在唐代受外來移民的影響便已開始使用水稻移栽技術。唐劉禹錫在連州時作《插田歌》，表明當時連州已有水稻移栽，「岡頭花草齊，燕子東西飛。田塍望如線，白水光參差。」但從「農婦白紵裙，農父綠蓑衣。齊唱郢中歌，嚶佇如竹枝」 [110]來看，這些插秧的農民，原來都是楚國南遷的移民。郢，即是楚國的代稱。後來，楚人在插秧時仍然保留著唱歌的習俗。入宋以後，嶺南地區的水稻移栽技術並未中斷，黃庭堅謫居黔南時就引用了唐朝白居易的詩句「泥秧水畦稻」[111],不且如此，嶺南地區的水稻移栽技術繼續受到外來的影響。證據就是秧馬的使用。秧馬是一種水稻移栽的工具，主要用於拔秧。嶺南地區使用秧馬是與蘇軾聯繫在一起的。蘇軾不僅是秧馬的發現者，也是秧馬的推廣者。紹聖元年（1094），他被貶嶺南。在到達嶺南之前，蘇軾行經江西廬陵（今江西吉安），在廬陵屬下的西昌（今江西泰和），宣德致仕郎曾安止曾將自己xe "养猪"寫作的《禾譜》xe "《禾谱》"給東坡雅正，東坡看過之後，覺得該書「文既溫雅，事亦詳實，惜其有所缺，不譜農器也。」於是向曾安止介紹了秧馬xe "秧马"發現的經過及其形制，並作秧馬歌，用以推廣秧馬。抵嶺南惠州後，又將秧馬形制介紹給惠州博羅縣令林天和，林建議略加修改，製成「加減秧馬」。又介紹給惠州太守，經過推廣，「惠州民皆已使用，甚便之」。以後粵北的龍川令翟東玉將上任時也從蘇軾處討得秧馬圖紙，帶往龍川推廣。
經過蘇軾的一番努力，秧馬在嶺南得到了使用。北宋唐庚（1071-1121，字子西）就曾在羅浮看到過秧馬，並作詩云：「擬向明時受一廛，著鞭嘗恐老農先，行藏已問吾家夆，從此馳君四十年。」[112]北宋黃徹也記載了此事，並且確定唐子西至羅浮（今廣東羅浮山）所見秧馬就是蘇軾所說的秧馬。[113]秧馬的使用，也可證明北宋時期，嶺南地區已有了水稻移栽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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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嶺南地區的多熟種植似有發展，「稻歲再熟」[115]已不新鮮，如廣西雷州「相承冬耕夏收，號芥禾，多穀粒。又云再熟稻，五月、十一月再熟。」[116]更有甚者，有些地方已是「無月不種，無月不收」[117]。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廣西欽州的「月禾」。「二月種者曰早禾，至四、五月收；三、四月種者曰晚早禾，至六、七月收；五月、六月種者曰晚禾，至八月、九月收。而欽陽七峒中，七、八月始種早禾，九月、十月始種晚禾，十一月、十二月又種，名曰月禾。」這裏的所謂「月禾」，實際上就是雙季或三季連作稻。又據《三陽志》記載：「（潮）州地居東南而暖，穀嘗再熟。其熟于夏五、六月者曰早禾；冬十月曰晚禾，曰穩禾類是。赤糙米，販而之他州曰金城米。若粳與秫即一熟，非膏映地不可種，獨糙、赤米為不擇，秋成之後為園。若田半植大、小麥，逾歲而後熟，蓋亦於一熟者種耳。麥與菽豆，惟給他用，不雜以食，其本業蓋如此。」 [118]
明朝人認為宋代嶺南雙季稻和三季連作稻與占城稻的引進有著密切的關係。北宋時，占城稻在從福建推廣到江淮兩浙的同時，也引進到了鄰近的嶺南地區。蘇東坡在海南時留有這樣的詩：「半園荒草沒佳蔬，煮得占禾半是藷。萬事思量都是錯，不如還叩仲尼居。」[119]占城稻的引進也改變了海南的稻田耕作制度。明《（正德）瓊台志》卷七「風俗條」有這樣的記述：「冬種夏收曰小熟，夏種冬熟曰大熟。自宋播占禾種，夏種秋收今有三熟者」。但宋代嶺南三熟制的實現，並非全由所致，而更多的是自然的恩惠。總的說來，宋代嶺南地區的稻田多熟制不能估計過高。最普遍的稻田制度還是一年一熟制。一季收穫之後，大田即處於休閒狀態。這種情況直到近代仍沒有改變。[120]
多熟制常常被經濟史家看作是農業技術進步，經濟發展的標誌，實際上，多熟種植可能是另一種形式的「廣種薄收」，古人有言「廣種不如狹收」。清初學者屈大均就曾指出：海南「禾雖三熟，而往往不給。」[121]至今海南的水稻平均畝產量不足300公斤，與內地其他水稻產區的產量相去甚遠。[122]在評價歷史上的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