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嶺南地區的生態環境與稻作農業(3)
2013-10-18 01:09
导读：民又一變」。還有江浙一帶的百姓和被流放的大臣。更多的是為了尋找耕地，躲避戰亂而自發南遷的移民。特別是兩宋之交，「時中原士大夫避亂者多在嶺
民又一變」。還有江浙一帶的百姓和被流放的大臣。更多的是為了尋找耕地，躲避戰亂而自發南遷的移民。特別是兩宋之交，「時中原士大夫避亂者多在嶺南」[53]。在尋找耕地的人群當中又以相鄰的福建人、江西人和湖南人最多。他們距嶺南較近，來去比較方便，同時他們較之於江北、甚至於淮北的北方人來說，具有較強的對嶺南疾病的免疫力，所以他們出入嶺南就更自如，如江西贛州、吉州的農民每到農閒季節，「即相約入南販牛，謂之‘作冬’」，還有「湖南、北人來廣西販牛」，特別是「罷收稅之後，來者愈多。」[54]久而久之，他們便由入南販牛「作冬」，變為入南開墾作田。如梅州地區本地人從事耕作的人很少，「悉籍汀（福建汀州）贛（江西贛州）僑寓者耕焉」[55]。海康本地的農民也很懶惰，「其耕者多閩人也。」[56]特別是福建人到兩廣地區主要從事農耕，稱為「射耕人」，並成為當地的重要組成部分。[57]
在一個相對較短的時間內，大量移民的進入，破壞了原有的生態平衡。生態平衡的破壞首先表現為食物鏈的破壞，這在老虎的習性上得到反應。北宋時在嶺南地區，人與動物的關係上，人主動虎被動，如，王益知韶州，「治之屬縣翁源多虎，公教捕之」[58]。南宋以後，虎開始變被動為主動。蔡絛說：「嶺右頃俗淳物賤。吾以靖康歲丙午（1126）遷博白時，虎未始傷人，村落間獨竊人家羊豕，……十年之後，北方流寓者日益眾，風聲日益變，加百物湧貴，而浸傷人。今則與內地勿殊，啖人略不遺毛髮。」[59]老虎要吃人是因為老虎原來生存棲息土地被人類所佔領，老虎賴以生存的動植物資源為人類所掠奪。當老虎要吃人的時候，人也必須尋找新的食物來源，以建立新的食物鏈關係。這就為稻作的發展造成了一個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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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嶺南稻作是在外來移民和本地土民相互融合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海南黎人便是融合的產物。宋代自神宗推行開邊政策以後，對邊區黎人也採用和平招誘方式，使許多歸附成為省地百姓。歸附後的黎民，仍各耕其地，開始向官府交納一定的租稅。但同時，由於「黎洞寬敞，極有可為良田處」，也吸引了大批內陸百姓紛紛前往租佃。在外來移民的影響之下，居住在海南島的黎人出現了生熟之分。「服屬州縣者為熟黎，其居山峒無征徭者為生黎」[60]。熟黎即為同化的結果。其中「多湖廣、福建之奸民」。融合的結果，使得「黎人半能漢語」。[61]熟黎居住在州縣週邊，「耕作省地，供賦役者」。潮州地區的情況也是如此，南宋時，「有廣南福建之習……雖境土有閩、廣之異，而風俗無漳、潮之分」[62]。在宋代，以善於種田而名聞的福建人，在進入嶺南之後，必然把家鄉的種稻技術帶入嶺南，促進嶺南稻作的發展。移民的進入為稻作的發展注入了活力。
北方人口的大量進入，不僅加大了對稻米的需求，同時也帶來了先進的種稻技術，促進了嶺南稻作的發展。嶺南是個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境內居住著瑤、僚、蠻、黎、疍等諸多民族。這些民族，原先大多並非以種稻為生。如，居住在廣西右江的僚人「以射生食動而活，蟲豸能蠕動者，皆取食。」[63]似乎還處於原始的狩獵經濟時代；海南黎人「所產秔稌，不足於食，乃以藷芋雜米作粥糜以取飽」[64]；廣西瑤人「耕山為生，以粟、豆、芋魁充糧。」[65]但是入宋以後，特別是南宋時期，稻作得到了較快的發展，嶺南各地都有了水稻種植。如廣東德慶府「男子耕農，種禾稻紵麻……食稻與魚」[66]，潮州「稻得再熟」[67]，南恩州「其地下濕宜稻，耕種多在洞中」[68]，廣西邕州三十六洞蠻，「洞中有良田甚廣，饒粳糯及魚」[69]，象州「民富魚稻……多膏腴之田，長腰玉粒，為南方之最，旁郡亦多取給焉。」[70]甯浦「魚稻有如淮右，溪山宛類江南」[71]，貴州「民以水田為業」[72]，黔南「泥秧水畦稻」[73],欽州「種水田桑麻為業」[74]，瓊州「男子耕農，種禾稻、紵麻」[75]，宜州「其田有水田」[76]等等。瑤族也有了稻作，儘管「其稻田無幾」。[77]稻作成為嶺南的經濟支柱。陳堯叟在廣西任轉運使時，稱嶺南地利之博者，首推水稻，其次便是麻苧[78]。部分地區開始自足有餘。儘管在沈括《夢溪筆談》所提發往京師的稻米中不包括嶺南的稻米，[79]但嶺南產的稻米還是通過各種管道，進入到江南、荊湖和兩浙等地。填補了這些地方由於糧食北運所引起的虧空。如，「廣西斗米五十錢，谷賤莫甚焉。夫其賤，非誠多穀也，正以生齒不蕃，食穀不多耳。田家自給之外，餘悉糶去，曾無久遠之積。」[80]又「廣南最系米多去處，常歲商賈轉販，舶交海中。」[81]當時兩浙、福建、湖南等地都要向兩廣地區輸入大量的稻米。北宋時，端孺糴米龍川，得粳糯數十斛以歸。時人唐庚有詩調之曰：「倒拔孤舟入瘴煙，歸來百斛瀉豐年，炊香未數神江白（米名），釀滑偏宜佛跡泉。」[82]杭州的米鋪所出售的稻米，除來自蘇、湖、常、秀、淮之外，還有來自廣的客米；[83]二廣之米，更是「艫舳相接於四明（浙江寧波）之境。」[84]南宋朱熹在浙江境內任職時，就「前去與知明州謝直閣同共措置，雇募海船收糴廣米接續」[85]。福建人多地少，距兩廣又近，更是廣米的重要出口地，「福泉興化三郡全仰廣米以贍軍民，賊船在海，米船不至，軍民便巳乏食，糶價翔貴。」[86]以莆田為例，「雖豐年僅足支半歲之食，大率仰南北舟，而仰于南者為最多。」[87]泉州也是如此，當地「田少人稠，民賴廣米積濟，客舟至則就糴，倅主軍餉亦就糴焉」[88]。湖南一些地方在糧食緊張時，也要向廣南進口大米。如長沙就有「南至出渠舡」、「廣米自靈渠出」的說法，[89]即從嶺南購買稻米，經過靈渠，進入瀟湘，轉至長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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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稻作技術
宋代長江下游地區的稻作已進入到了精耕細作階段。主要表現在：以耕、耙、耖為核心的整地技術的形成，以育秧移栽為核心的播種技術的形成，和以耘田烤田為中心的田間技術形成。相比之下，嶺南地區的稻作技術相對落後。廣州民「往往鹵莽，一犁之後，無複用力。」[90]英德：「為農者擇沃土以耕，而於磽地不復用力。」[91]廣西：「其耕也，僅取破塊，不復深易，乃就田點種，更不移秧。既種之後，旱不求水，澇不疏決，既無糞壤，又不耔耘，一任於天。」[92]「欽州田家鹵莽，牛種僅能破塊，播種之際就田點穀，更不移秧，其為費種莫甚焉。既種之後，不耘不灌，任之於天地。」[93]梅州「土曠民惰而業農者鮮，悉籍汀（福建汀州）贛（江西贛州）僑寓者耕焉，故人不患無田，而田每以工力不給廢。」[94]嶺南耕作雖普遍粗放，但由於受到外來因素的影響，特別是北方精耕細作農業的影響，因而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
一是牛耕與踏犁並用。一般認為，中國北方地區自春秋戰國以後就開始使用牛耕，漢代以後，牛耕得到進一步的推廣。嶺南地區也是在漢代開始使用牛耕的。東漢時，「九真太守任延，始教耕犁，俗化交土，風行象林，知耕以來，六百餘年，火耨耕藝，法與華同。」[95]宋代嶺南稻作確有與內地相同的一面，比如冬水田的採用即其一。《種藝必用》提到：「浙中田，遇冬月水在田，至春至大熟。諺云謂之‘過冬水’，廣人謂之‘寒水’，楚人謂之‘泉田’。」牛耕也開始成為嶺南地區最主要的耕作方式，並開始影響到當地的風俗。長期以來，嶺南地區流行著殺牛祭祀的習俗，尤以海南為甚。當地人「病不飲藥，但殺牛以禱，富者至殺十數牛。」[96]大量屠殺成就了當地的牛皮市場。但隨著牛耕的普及，對耕牛依賴的加大，殺牛的習俗開始廢除。哲宗時（1086-1100年）鄭敦義在知潮陽期間，因官市牛皮甚急，恐為害不只于牛，小民將無恃以為命。因上書奏罷市皮之令。[97]紹興年間黃勳知新州時，「課民耕犢，便上其數於官，自是一郡無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