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出土文献与印度古典文学研(3)
2014-07-01 01:15
导读：大大帮助我们今天了解和研究这类文献最初形成的情形和后来的过程。(注：王邦维书评，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346-34
大大帮助我们今天了解和研究这类文献最初形成的情形和后来的过程。”(注：王邦维书评，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346-347页。)在西域出土的于阗语文书中也有一些“譬喻”类资料，详见下文。这些譬喻故事不仅为印度譬喻文学的宝库增添了数块宝石，更重要的意义也许在于研究譬喻故事的整体形态的演变，以及研究印度原生的故事在西域的本土化过程中所出现的融合与变异。
(二)佛传文学
佛传文学是印度古代传记文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可以说是古代东方传记文学园地中的奇葩。佛传文学中最著名的作品是马鸣的《佛所行赞》(Buddhacarita)。周一良《汉译马鸣所行赞的名称和译者》考察了该作品的原名和汉文翻译者(注：周一良：《汉译马鸣所行赞的名称和译者》，原载《申报•文史副刊》第十九期，1948年。附录于氏著、钱文忠译《唐代密宗》，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200-206页。)。孙昌武《性与宗教性的成功结合——佛传：＜佛所行赞＞》一文，指出《佛所行赞》堪称佛典翻译文学作品的精心之作，具有宗教文学和外国文学的双重文学价值(注：孙昌武：《艺术性与宗教性的成功结合——佛传：＜佛所行赞＞》，觉醒主编《觉群•学术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1年，288-293页。)。《佛所行赞》对文学的，也早由饶宗颐先生指出(注：饶宗颐：《马鸣＜佛所行赞＞与韩愈＜南山诗＞》，原载日本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报》第十册，收入《梵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313-317页。又，参见袁书会《谈唐＜佛所行赞＞的艺术性及其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玉林师范高等专校学报》，2000年第2期。袁书会《＜佛所行赞＞与中国文学》，《
吉首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对《佛所行赞》的梵汉诸本的对勘与，国外学者的成果甚多，比如，E.B.Cowell、E.H.Johnston、平等通昭等学者都做了重要的工作(注：E.B.Cowell,Buddhacarita,editio princeps,Anecdota Oxoniensia,Aryan Series,vol.1,part 7,1894.E.H.Johnston, Buddhacarita:or Acts of the Buddha,Calcutta,1935-1936。平等通昭《印度佛教文学の研究》，第一卷：《梵文佛所行赞の研究》，日本印度研究所，1981年，336页以下。)。钱文忠则以汉译本为参照，首次将《佛所行赞》(实名为《佛所行经》)现存的梵本进行了系统归类，对比研究了梵汉专名的对应情况，并考察了汉译本的来源(注：钱文忠：《试论马鸣＜佛所行经＞》，《中国科学》，1990年第1期，135-146页。)。他在《试论马鸣＜佛所行经＞》一文中，提到的西域出土残本有四种，即：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1)斯坦因(M.A.Stain)在和阗附近的卡达里克(khadālika)所获kha.I，183号残卷。题记为“此即名曰‘入苦行林品’之第九品”。
(2)列维刊布的法藏梵本残卷。
(3)德国第三次吐鲁番探险队在硕尔楚克(@⑥or@⑦uk)发现的残本，现藏柏林德国科学院，编号分别为S.843和N.N.S.1049。
(4)德国第二次吐鲁番探险队在森尼木(S@⑧ngim)发现的残本，编号为Nr.2054a和Nr.2054b。另一件Nr.2250的出土地已不明，可能是第三次吐鲁番探险队在硕尔楚克所获。
这些梵文残卷的价值不仅仅是提供了佛陀生平故事的“异本”，可供语言学家比较其语言的演变之用，也在于提供了一部文学作品的诸种流传形态，对考察诸本之间的变化关系以及该作品的传播史，都很有意义。
佛传文学不只局限于释迦牟尼一人的传记而已，广义而言，还可包括诸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