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行规法律效力的演变——以1930年行规讨论案(5)
2015-03-11 01:04
导读：在前近代的行会制度之下，正如「朝廷有例，乡党有规，市井中亦然」，「国有条律，民有私约」24，行会自己所订的这些「条规」、「规章」、「私约」
在前近代的行会制度之下，正如「朝廷有例，乡党有规，市井中亦然」，「国有条律，民有私约」24，行会自己所订的这些「条规」、「规章」、「私约」等，与国家的「律」或「例」几乎具同样效力的。因此，同业一般会自觉遵守，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事实上，在行会具有强制进会权的情况下，行规具有强大的效力。有同业违反行规时，往往由行规集体议决。在未涉及诉讼时，行会可以直接执行。内容包括罚款、赔礼、抵制或驱逐出业等措施，有的甚至有残忍的人身伤害。马士（H. B. Morse）在《中国行会考》中也以为，「在中国，不存在强制性题目。未进行会的手者，就像一个暴露在凛冽的冷风中没有半蓬的人。而且，现有的行会成员决不愿意有处于他们集体控制之外的竞争者。结果是，行会所规定的条款，对所有的手产业者是开放的，而且易被接受的。」25这正说明，基于行会在市场准进方面的垄断权，不加进行会，难以开业经营，即便开业也会由于行会的抵制难以维持。因此，行会所制定的行规也具有高度的强制性，行规为同业所共同遵守的原则也不存在争议。
行规也为官方所认可。在事关诉讼之时，官方在无法可依的情况下，大多依行业习惯判例。据活动于晚清中国的西方学者Jernigan的观察，通过「从法律方面观察同行业会馆之功用」，也以为「同行公会之组织，由来已久，且极坚固。因此岂止于会员之关系，无异对于中国之一切商人，得强行一切规则。此规则，乃诞生于习俗，逐渐变为强制性条文者业」，因此，在其出版于1905年的著作《中国法律与贸易》（China in Law and Commerce）中，对清代由行业组织制定的商事规则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同行公会各，中国法院，直视若国法之一部而引用之。」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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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规是行业组织实行行业自治的重要制度依据，作为民间商事习惯，它与行业组织的制度形态有着密切的联系，也可以说是行业组织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以来，随着同业公会的兴起，行规的制定及其内容、效力方面也发生了变化，并由此引发了新的题目。
鸦片战争以后，在一些通商口岸资本主义经济逐步起来，行会也在排拒中发生着复杂的变化。虞和平的以为，鸦片战争以后通商口岸的行会行规在出进会限制、经营限制等方面已逐步松懈，在促进技术进步与维护行业发展环境方面有开拓性作用27。而彭泽益对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城市行会重建活动的研究却以为，战后行会组织呈恢复与发展趋势，并着手整顿旧有行规，加强会籍管制和限制竞争。28两者所研究的地区都包括上海、苏州等地，所得结论似乎相反。假如结合其背景来看，这两种现象实在是同时存在的。随着国家经济立法逐步完善以及行会职责的变化，行规的内容及效力也在发生着变化。关于定价与营业也受到相关法律的制约，一些野蛮陋习被废除，强制进会或者限制进会的情况都有所缓解。
1918年4月27日，北京政府农商部颁布《工商同业公会规则》，确立了工商同业公会的法律地位。该规则首次明确了工商同业公会的组织正当性，只要依法成立的同业公会就应受政府保护，这些都是积极的方面29。不过，规则对行规没有明确的规定。行规虽也与章程报请备案，但并不意味着要同业共守。反而由于规则并未夸大同业均须一体加进，使同业形成了会内会外之别，会外者借口不遵守行规，导致行规效力的一致性与强制性受到破坏。事实上，自晚清以来，这种效力本身就在消解，但还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不少同业仍不得不遵守。现在，则可借口行规为习惯而非法律拒尽执行。同业公会由于没有强制执行权，其权威性大为下降。尽管就实际情况看这一现象并不严重，不过随着不少行业组建新的同业公会，会内会外的差别也日益加大，行规为会外者拒不遵行的可能性也会逐步加大。从《商会法》以及《工商同业公会规则》的施行情况来看，显然已受到这一制度缺陷的影响。不少行业意识到团结同业、建立公会的重要性，同业公会的数目也在日益增多，但仍然有不少公司、行号没有加进同业公会。同业公会的不健全，势必也影响到以其为组织基础的商会。此外，已经成立的同业公会的行规由于不能施之于全体同业，在很多方面受到会外者的抵制，已进会者颇为消极。对于这种情况，商会及一些同业公会均已有所意识，并呼吁政府要加大督导力度，推动同业公会组织之普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