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先验思路面对着超越者如何超越的理论困(8)

但是，黄裕生既没有举报S1，也没有自首，而是在《史》上发表文章宣扬普遍伦理规则。接下来的“深度逻辑”是：既然黄裕生隐瞒了S1（包括自己）的错误A1，那么他就会隐瞒错误A2，以至隐瞒一切人（S）的一切错误（A）。因此，黄裕生完全是一个假话连篇，瞒天过海的人，他说的话完全不可相信，他宣扬的普遍伦理规则连他自己的生活都不能解释，遑论解释所有人的生活，所以完全是自欺欺人，并且他应该承担他所宣扬的“绝对责任”。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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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言说方式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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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对黄裕生的言说的分析似乎吹毛求疵，但是，如果不从细节处理解他的混乱和错误，就可能不自觉地接受他用具体的语句表达的内容和逻辑，从而陷入他的逻辑圈套。先分析几则例子。

a、“一个人的存在要多于或者大于他所是的角色”（第13页）。黄裕生似乎想摆脱形而上学的钳制，“一个人的存在”肯定不是指现实性，因为“他所是的角色”才是现实性，是故“一个人的存在”指的只能是可能性。如果在形而上学的思路上，可能性在逻辑上低于现实性，而不是在数量上大于或小于、多于或少于现实性。如果在生存论中，恰恰是非现成性（即能在）高于（即优先于，也即先行于）现成性（即现实性，也即已是的角色），而不是“多于或者大于”，因为现成性是完成的、封闭的，能在却是敞开的，随机缘而到场的。能在比角色更源始。是故，黄文的说法无论在形而上学还是生存论上都是混乱不通的。

b、“‘我’必须首先是我自己……退出一切关系，我并不就不存在，我仍是我自己”（第14页）。前文已提及此言。海德格尔指出，是生存活动使物成为物，使自己成为自己。如果退出自由呈现出来的一切关系（有），则自由（无）无法显现，自由就无所谓无，无也无所谓无，根本无所谓我自己。“我仍是我自己”乃是先验的物自身观念的表现。这里并不是否定黄裕生运用了先验思路，而是说，他的言说交织着形而上学的概念话语和生存论言说，既没有区分二者，也没有把二者贯通，结局却是乱七八糟的一锅粥。

c、“是自由意识这种本相存在使人有了生活，而不是人的生活使人有了自由意识”（第17页）。这里根本没有谁使谁的问题，否则一定陷入形而上学的先验思路而面对超越困境。自由与生活的源始关系乃是当下的一贯。

d、“人是携带着绝对尊严、绝对权利与绝对责任进入（关系）的，而不是从关系社会中获得这些东西”（第18页）。这里的形而上学话语又使黄裕生面对自由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的难题。他应该摆脱这样的话语。在生存论中，社会是共在的存在者化。

e、“有一定血缘关系并不一定就会产生相应的亲情，一个不知道养父母并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的人，他对亲生父母不可能有什么亲情，哪怕他们是邻居”（第21页）。此言说明黄裕生的思路很混乱。不知道养父母不是亲生父母的人，对他自己而言（而不是对知道实情的旁观的言说者而言），养父母是不是亲生父母并不在他的视域中，他根本不会对养父母是不是亲生父母发生问题，所以他对养父母的亲情就是对父母的亲情。准确地说，他根本无所谓知道还是不知道养父母是不是亲生父母，对父母的亲情无所谓是不是对亲生父母的亲情，也根本无所谓有对邻居的亲情问题。但这个问题对于知道实情的旁观的言说者来说是成立的，因为在言说者的视野出现了几个对象：儿子、养父母、邻居（亲生父母），只有知道实情的旁观者才会把三者之间的血缘关系作为问题，并且把在视域中出现的几个对象按照因血缘关系而形成的问题来打量。也就是说，在儿子和言说者的各自视域中当下到场的东西与各自的当下问题不同，各自的生活境域和生活建构也就不同。

黄文中诸如此类的混乱说法还不少。这些说法似乎不重要，却正是黄裕生建构其理论的一个个细小的关节点。稍不注意，就会让他暗渡陈仓，使他的前提、论据、论证和结论似是而非地成立。所以，要用金针挑剔其不通之经络。

只要细细管锥，就会发现黄裕生的言说方式的混乱。他经常不作任何提示或者通过暗含的逻辑来过渡就随意使用和变换形而上学话语方式与说方式，结果陷入如此尴尬境地：虽然他拔苗助长康德的努力失败了，却成功了降格[32]了海德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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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再补充几句。

就黄文看，黄裕生的用词强硬、措辞强烈、色调鲜明、论断坚定、架构宏大、气势雄伟、高屋建瓴，使他把自己置于居高临下的制高点来整个中国，并且在行文中表现出对和自己的坚强信心，并进一步表现为对中国文化的咄咄逼人的霸气。但是，我并不认为黄裕生的信心和霸气是虚假的，是纸老虎（尽管他引为自信的理论实际上完全不是坚不可摧的）。相反，我从黄裕生对自己的真实的信心和霸气中感受到了深深的危机和忧患，因为我从其中感受到了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进攻态势。黄裕生的信心和霸气在根本上不是来自黄裕生自己，而是来自西方文化，来自近代以来夹持着坚船利炮进攻中国文化的西方文化。黄裕生等等（如自由主义西化派）不过是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代言人而已。这凭借、军事强势而成为强势文化的西方文化，步步紧逼，使中国文化日渐式微。

与此密切关联的另一面则是，在五四之际以来的中西文化交锋和冲突中，中国文化的守护者基本上处于且战且退的防御态势，进攻力量明显不足。这说明中国文化面对的问题很严峻。中国文化所处的情势是不得不面对、回应现代性挑战，并因为清末民初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中中国人自己对自己的的杀伐、摧毁，使中国文化面对的一切问题都可以还原为在近代历史处境的中国文化的合法性问题，也就是中国文化究竟还能不能作为思想资源承担起复兴中华的历史使命。例如，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根本上首先乃传统文化的合法性问题，即传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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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的学术界而言，首要的问题是：我们连真问题都没有，而且还不知道没有，更缺乏对问题的的解蔽。与之如影随形的问题是：我们总是信心不足。信心不足使我们总是防御，总是回应挑战，总是缺乏反击，甚至总是接受对方的逻辑。我们应该利用中国资源，利用世界历史的某些形势，应答中华伟大复兴之深切呼唤，砥砺豪迈弘扬大道，让大道行世而道世相彰，复兴中华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