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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姆斯的假想例证是这样的:有一个名叫高庚的年轻人,他不愿意像大多数周围人那样,只满足于过平
凡的家庭婚姻生活,而宁愿放弃家庭责任,离家出走,前往众多艺术家向往的某艺术圣地,投身于艺术生
涯。他决定实现自己的艺术才能和梦想。撇开担负家庭责任与放弃这种责任而追求个人艺术生涯之
间的道德价值对比,仅就高庚追求艺术生涯这一决定的合理性辩护而言,威廉姆斯所关心的是,高
庚如何才能证明自己的决定的合理性问题,也就是为自己的决定的合理性进行辩护。当然,高庚的这一决
定的合理性是基于与该决定相关的结果,但能够证明高庚的决定的合理性的结果既可以是预期性的,也可
以是当高庚追求艺术生涯的漫长过程结束后所形成的最终实际结果。在前一种情况中,高庚根据当时所了
解的情况,特别是对他自己能否实现艺术梦想之结果的预期,作出决定是可行的——实际上,在通常的情
形下,人们只能通过这种预期来作决定——这意味着,只要根据当时了解的情况说明预期的结果是好的,
那么高庚的决定就被认为是值得赞许的,是合理的,而不管最终的结局是否是好的,也就是说,即使最终
高庚失败了,没有实现自己作为艺术家的理想,那也不能反过来说高庚当初的决定是不合理的。实际
上,这正是结果主义的证明方式。“结果主义的推论是根据行为的预期(可合理预见的)结果来判断行为
的不正当性。”但是,结果主义所赋予高庚的决定的合理性是不充分的。正如内格尔所
说, “根据当时能够了解的情况,作出某种决定是可能的,不管事情的结果怎样,鉴于当时的了解,指
责是不适当的。但是情况并非如此,当有人这样行动时,他就把他的生活,或者他的道德立场掌握在他的
手里,因为事情的结果如何,规定了他已经作过的事情是什么。”不管1644年扎驻在山海关的明将
吴三桂对当时战争局势的判断和预料是什么,在大多数情况下,总会出现某些始料不及的变故,如果他拒
绝了清军多尔衮的共谋入关之要求,如果他忠于明兵的军人荣誉,不管他是否因李自成挟持其父吴襄而与
之结成夙敌,在紧要关头仍继续为大明的国家事业而战斗,那么他将成为经历危机后继续存在的大明的国
家英雄;而事实上,他归顺了清军,协助多尔衮闯过山海关,最终摧毁了大明存在的最后机会,那么,他
就应该为那些在随后三藩之乱中因为清军的清剿行为而死难的明军战友担负责任。高庚的决定的合理性只
有他依照这个决定所作的一系列努力最后达成的实际结果才能更加充分地予以证明。如果高庚最后成功了
,这说明他那时的决定是正确的,值得称赞的,如果最后失败了,那么这表明他当时的决定是错误的,他
的这一决定本应受到谴责。道德上的赞许或谴责是与实际结果联系在一起的,但是结果显然是要部分地受
制于某些不可控制的因素的影响,这说明道德运气在道德判断中发挥着明显的作用。与那种根据预期结果
所作的道德判断不同,现在关于高庚的决定的道德判断只有等待实际结果出来才能作出,所以,威廉姆斯
说:对于这样的情况,“如果要有某种正当性辩护的话,那么这种辩护在本质上必将是回溯性的。”
不管作决定时所基于的前景权衡如何,决定一经作出,必然要为此而发挥意志力的作用,尽可能
利用各种机会,不仅要勤学苦练,而且要争取得到大师的指点和提携——我把所有这类活动统称为受意志
力支配的“意愿性行为”;此外,不管个人的努力多么巨大,是否能成为艺术家、取得杰出的艺术成就,
这仍然也要受不可控制的因素的影响,部分地听任于运气的摆布,因为我们可以想见在高庚要踏上的艺术
之路上肯定会发生很多必然要影响最后结果的事情,而其中那些属于由不可控制因素影响的事情无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