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农地制度与社会保障——一个转轨中发(6)
2017-08-17 01:34
导读：此外，全球化意味着劳动力流动中迁移人口的年轻化和相对高教育水平。蔡昉（2000）了中国农村流动劳动力的特征，首先是迁移人口的年龄大大低于劳动
此外，全球化意味着劳动力流动中迁移人口的年轻化和相对高教育水平。蔡昉（2000）了中国农村流动劳动力的特征，首先是迁移人口的年龄大大低于劳动人口的年龄的平均水平，绝大部分在20-35岁之间。其次是迁移者与农村劳动力的平均水平相比，受教育程度较高，即大多数为受过初中以上教育的劳动力。Rozelle al（2002）的也发现，外出打工者的年龄结构越来越年轻化，1981年所有不同年龄段劳动人口非农就业参与率都在18%到19%，到了1990年则该范围扩大到20.5%to 33.6%，但仍然没有出现越年轻比率越高的情况，但到了2000年，16-20岁年纪人口非农就业参与率（75.8%）则比1990年（23.7%）增加了两倍。21-25岁年龄段人口和26-30岁年龄段非农就业参与率则比1990年增加了一倍，30岁以上年龄段人口的参与率虽然也上升了17个百分点（达到37.6%），但仍然不及16-20岁人口参与率的一半。就30岁以下的农村流动人口看，该比例从31%增加到45%.应当指出，近年以来迁移者的年轻化和教育水平趋势意味着也使得迁移者不仅缺乏农业生产技能，也缺乏务农兴趣，而这些人恰恰是城市化过程的生力军。
最后，必须注意到，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是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发展。由于具有城市偏向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转轨过程中中国的城乡差距异常扩大，而在城乡人口流动过程中，迁移出来的人群与留在农村中的人群收入水平差距较大。Rozelle et al （2002）的实证研究也发现，相对中低收入的村庄中通过流动获得就业的劳动者比例要高于那些收入较高的村庄，而在更高收入的村庄中更高比例的劳动力人口则选择在本地中小和大型制造业就业。因此，对于那些相对中低收入的村庄，迁移出的人口相对于留在乡村者的教育和收入水平更高。如果人口流动能够作到完全迁移，那么这些人口逐渐放弃土地，将显著改善留在农村人口的生产资料和收入水平；而对那些收入较高的村庄，相对低收入人口的完全迁移将改善其自身收入水平，降低其与原移出地居民的收入差距；更多人口向城市部门的完全迁移有助于扭转城乡收入差距恶化，乃至缩小城乡差距。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转轨过程中的经济发展和人口迁移也意味着城市化过程、户籍制度和农地制度改革具有渐进性。中国传统的重化优先发展战略使得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大量积累，而这些劳动力在城市化过程的转移必然是逐渐的。所以改革不一定意味着大动干戈、另起炉灶，可以、也应该在已有体制基础上逐步进行。事实上，考虑到城市化和产业发展的就业吸纳能力的有限性及其增加的逐渐性，现有的农地均分制度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城乡人口迁移的推力，而户籍制度的存在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城乡人口迁移的拉力。总体而言，这一套制度安排虽然有其不合理的成分，但也确实使得中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拉美、东南亚和南亚等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如城市高失业、贫民窟等问题。如果认识到这一点，在进行农地制度的改革过程中，就需要保留和利用其合理的成分，而同时尽量改革其弊端。如果把户籍制度以及一系列相应的限制人口流动的制度安排比作一道阀门的话，现在需要采取的行动，不是把阀门一下子打开，则是如何通过具体的政策措施，逐渐地、但又是有效地降低这道阀门，从而促进更多的农村劳动力逐渐地、但又是完全地进入到城市中来。
综上，虽然我国现有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无法限制劳动力的流动，[9]但户籍制度改革，特别是大中城市和跨省区的户籍制度改革还没有取得根本性的突破，从而抑制了劳动力的长期迁移，造就了一支庞大的流动人口大军，使得人口在城乡之间、沿海和内地之间的配置无法有效完成，也增大了乡村的农地进行行政性调整的压力。从目前的情况看，限制人口长期迁移（定居）的主要因素是社会保障制度、子女就学和住房条件。如果在以上三个方面取得突破口，户籍制度改革的突破口就找到了。[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