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文”入“质”——1925～39年中国诗歌运动观(10)
2014-11-05 01:38
导读：读一下西川对徐志摩的攻击，也许会更能体会这点： 中国的浪漫文人要么倾向于空洞的"天人合一"，要么以"蝇头小楷"抒写儿女情长的小哲理，于是像徐志
读一下西川对徐志摩的攻击，也许会更能体会这点：
中国的浪漫文人要么倾向于空洞的"天人合一"，要么以"蝇头小楷"抒写儿女情长的小哲理，于是像徐志摩这等可笑的资产阶级少爷居然无所畏惧地自称是哈代的门徒，而且被中国人捧上了天。我手头有一册徐志摩生前阅读的书：《牛津版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论选》。徐志摩在上面圈圈点点，但最终什么也没学会。[46]
西川这样的"恶毒"言论，读来是让人兴味盎然的。对前辈的蔑视是当代第一流诗人相当普遍的表现。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在于：中国新诗的进程已经抛弃了某些东西。新诗仅是对旧诗的继承，也是对旧诗的革命。就像汉以来诗歌受到梵语文化（佛家）而产生了律诗、意境一样，经受过文化冲击的新诗也已经抛弃了才子佳人式的以诗歌为小器皿、小玩物的士大夫态度，拒绝对诗歌人格的软化，这是一个大刀阔斧的开拓，它要求汉诗应该与个人的生命人格相呼应，应该进入生命的核心，而不是以某些庸俗化的真、善、美为理想，着迷于花花草草式的、缺乏对生存状态的关注和怀疑精神的所谓诗歌。
这种变化根源于诗人发言位置的变化。在中国古代，诗人和普通人的区别仅仅在于诗人是联词缀文的好手，精神上并无不同。写诗只是世俗生活的一部分，多多少少是一种把玩的小器皿，连"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想法都少。而在西方，诗人与普通人不同。他们是上帝的使者，是受到了上帝的启示，传达上帝的声音的神灵附体者。自柏拉图提出诗人是神灵附体的"迷狂说"以来，这种思想一直得到诗人们狂热的认同。诗歌在西方诗人的身上是向上顽强生长的，一直进入了非现实的立体空间，成就一个精神的迷宫。而不是一种短暂的、条件反射式的、只局局于平面现实的图纸。举例说，雪莱最著名的《西风颂》往往被我们平面化地解释为革命赞歌。其实 "西风"即印度文化中的湿婆，全诗的含义还要更广大，波及到整个宇宙新旧相续的恢弘领域，而不仅仅是小小的人间的革命而已。汉诗的进程使诗人成为正统的"叛徒"，带有精英分子色彩的极少数。诗歌再不是任何智识者可以写作的文体，诗人与主流智识者的距离拉大了。这使诗人趋近了西方诗人，远离了旧诗诗人的发言位置。于是诗歌的评判标准就大不相同了。徐志摩的诗歌用旧诗的眼光来衡量，还是过得去的，但一落到今天重"质"的诗人眼里，立刻变得不值钱了。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同时，新诗要能够与旧诗争胜，它就必须有所抛弃，有所保留。哪位诗人的作品里该抛弃的东西存在太多，要身价大跌。14年诗歌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既然 "质"有所欠，则"文"的高低很重要了。在这一期间诗人中，废名无疑是最高的。何其芳、卞之琳也是一流的（尤其是何其芳，中国迄今第一流的诗人如穆旦、舒婷、食指、西川等都极重视，食指更一直目之为新诗第一人）。徐志摩稍欠一点，再下是闻一多，最次的无疑是戴望舒，文本上的成就基本上无足道。也许文学史应该先注意最善于摇旗呐喊的和抱成团的，但是没有文本上的成就，就像蹦得再高的蚂蚱总就是蚂蚱一样。我们不妨注意李健吾的评论：
我们第一个提到的诗人，应当是戴望舒先生。但是戴氏不免法国象征和现代诗派有力的暗示，具有，然而缺乏丰富的收获。最有灿烂的前途的，却是几个纯粹自食其力的青年（指何其芳、卞之琳等--引者注）。[47]
或者我们是太用今天的眼光苛求前人了。但我们要记住克罗齐的名言：一切都是当代史。我们对任何诗人的评价，都是站在今天汉诗已取得的高度上，而不应是站在1917年、1925年、1978年或者其他年份的高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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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群诗人的创作具有不可忽视的贡献。他们自动接通了与旧诗的关系，重新发现了唐诗宋词--中国诗歌成熟期的自觉形态。闻一多、徐志摩倡导的新格律诗以及后来的十四行体是律诗的变形，何其芳、废名、卞之琳则是晚唐诗和南宋词。他们都继承了成熟期古典诗歌注重"圆"之完满，注重意境化，文字的锤炼。"中国式的思维可以说是一种圆式思维，思想发散出去，还要收拢回来，落到原来的起点上。"[48] 废名就提到："一首新诗要同一个新皮球一样，要处处离球心是半径，处处都碰得起来。"[49]卞之琳也说："我认为'圆'是最完整的形相，最基本的形相 "[50] 因而他们的诗歌是"完整的"（这点为后来的穆旦所反对："一个圆，多少年的人工，/ 我们的绝望将使它完整。/ 毁坏它，朋友们！让我们自己 / 就是它的残缺……（《被围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