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文”入“质”——1925～39年中国诗歌运动观(8)
2014-11-05 01:38
导读：废名的诗歌正是继承了他自己的发现，是虚中生万物的，屏绝了时间和空间，却又是完全的，是一种"全美"。从中我们都可以看出他对温庭筠、李商隐、的
废名的诗歌正是继承了他自己的发现，是虚中生万物的，屏绝了时间和空间，却又是完全的，是一种"全美"。从中我们都可以看出他对温庭筠、李商隐、的继承和创新。
（8）
卞之琳可以说是这14年诗歌运动的"叛徒"。无论是闻一多的诗论，徐志摩的音乐效果，何其芳的古典美的意境，还是废名的"形式是散文的，内容要是诗的"主张，以及他们的创作实践，都是要在汉语和旧诗间架上一座桥，重建古典诗歌的理想形态。卞之琳也是如此，但他的实践产生了偏移。
卞之琳这样评价自己："小处敏感，大处茫然。"[37]他诗歌的细微处的确是曲尽人意，富极姜夔词的雅致娟秀的妩媚。《距离的组织》穿插在大与小，古与今，远与近之间，现代的形式，现代的辞藻，埋藏着一个士大夫的慵倦迷茫意绪。《白螺壳》则表现出文人雅士的闲情雅致，连废名读了都不由悠然向往之："诗人，我也禁不住要惊呼：你这洁癖啊，唉！"[38]读卞之琳的诗，往往要想起许多古人的名句，尤其是送别的名句，如《雨同我》：
我的忧愁随草绿天涯：/ 鸟安于巢吗？人安于客枕吗？/ 想在天井里盛一只玻璃杯，/ 明天看天下雨今夜落几寸。[39]
对外界景物的敏感之微，对内部心灵的感受之细，在唐可以忆起细腻具体的晚唐诗，在宋可以比以清婉秀丽的南宋词。可以说，卞之琳在技巧上是现代的，在心灵深处依旧是古典的。何其芳是通过"从陈旧的诗文里选择一些可以重新燃烧的字，使用着一些可以引起新的联想的典故"来重建古典的意境，卞之琳却是通过现代技巧来达到的。他恰恰是借用于现代辞藻（尤其是某些非诗意或具体的辞藻）的巧妙组合来达到古典意境的效果。他是一个现代派的古典派：花瓣是现代的，骨子却是古典的。如废名所说"有温的浓艳的高致"，"还有李诗的温柔缠绵"，甚至还有《论语》的色泽。[40]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但是，他采用了许多现代派的技巧，不动声色地在传统的意境里织进了现代的词语，就不可避免的在传统题材里渗透出了现代意识，在无声无息间颠覆了古典的结构和意识。因而他的诗在有晚唐诗、南宋词的美丽之时，又富有新鲜感。恰恰这种新鲜启示了一点：用完全无诗意的词汇和新技巧来写好新质地的新诗是有可能的。这启示落入有心人的眼里，立刻就有了共鸣，驱使他们去进行大刀阔斧的更极端的诗歌革命，于是就出现了这群人中的代表：穆旦。
在犬牙的甬道里让我们反复 / 行进，让我们相信你句句的紊乱 / 是一个真理 。而我们是皈依的，/ 你给我们丰富，和丰富的痛苦（《出发》）。 [41]
对比卞之琳小心翼翼地在一群古典的词汇里织进1、2个非诗意的现代词汇，穆旦那决绝地删尽一切古典诗意的辞藻，真有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痛快淋漓。穆旦的出现使卞之琳的技巧实验的小心翼翼几乎成为了懦弱，至少，使卞之琳的诗歌价值的技巧部分象阳光下的霜一样逐渐消退了。穆旦的出现意味着：从闻一多、徐志摩开始进行新格律诗起到卞之琳《十年诗草》为止，一场横亘14年的以恢复或重建旧诗传统的运动就告终了。诗歌应该对人生提出更广阔的理解和形而上的思辨，它应该对人类的命运有所承担，它必须具有刚和硬，它应该具有大无畏的不同与往的生命力，向前攻击。一句话：它将追求"质"，而放弃(至少是部分放弃)了对"文"的追求。
但是卞之琳有他的价值在：他用他精妙的技巧融进了自己内在的敏感的心灵，那种文人雅士的心灵微动，那种新鲜，那种悲哀中的美丽和精致，自有生长的活体，是不会象戴望舒那样为诗歌的进程所腐蚀的。
（9）
观察1925-1939年间的汉诗，再比较以39年至今的汉诗。我们很容易发现新诗运动的分界点：1899-1921年间是始创期，1925-39年是注重诗歌形式的时期， 1939年后（尤其是1939-49和新时期以来），是注重的时期。当然，不可能有绝对的区别，只是根据各时期诗人们最好的（是质量的而不是数量的）作品，经过比较后作出的大致判断。但是，"内容"和"形式"的内涵过于单一，用于划分，有容易引起误会的地方。所以我考虑用别的词代替。好在有古可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