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文”入“质”——1925～39年中国诗歌运动观(9)
2014-11-05 01:38
导读：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歌咏。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
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歌咏。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减兹累句，各去起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
（《隋书﹒文学传序》）
这是魏征评述南北朝时南北文风的一段话，当时南朝文风重"文"，北方重"质"。重"文"主要指的是华美的辞藻、音律、对偶、用典的技巧，以及注重抒情（"缘情"）的华丽风格（奇怪的是14年间的一流诗人也均出自南方：何其芳，四川人；徐志摩，戴望舒，浙江人；卞之琳，江苏人；废名，闻一多，湖北人）。但本文所说的"文" 的涵义稍微扩大，并不囿于华丽的风格，主要是指对汉语本身表情达意的性能的最极至发挥，包括语言的性，词汇的组合效果，等等。"质"在古代指的是宗经，是说理，是"载道"。但我在这里用的"质"乃是指诗歌所要表达出来的深邃的思想，对丰富人性的深入把握，对那辽阔、陌生的"天地之大美"（庄子）的体悟，决不是古人宗经式的说理诗，也不是格言诗。它不是一些狭小的、实用的、短暂的诗歌方式。它所述说的，仿佛老子的"道"一般，是"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的存在，它不是明确的，然而又在直觉里明确着，是在混沌和幽昧中放出无限光芒的实体。就如老子所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像田间《多一些》：" 要地里 / 长出麦子 / 要地里 / 长出小米；/ 拿这些东西 /当做 / 持久战的武器。 "当然也是讲"质"的诗，但也未免太实了。
我们很容易发现，"质"的缺乏是这一时期诗歌的缺陷所在（废名多少是个例外）。举例说，在古典诗歌中，女性只是世俗生活的一部分，是情欲的、享乐的、赏心悦目的用以排遣闲愁的存在。 考察一下14年间的爱情诗，无不如此。然而在西方，女性起着提升主题，与精神的升华与宗教神学有着相联系的作用。他们笔下的女性仿佛是圣母玛利亚的化身，正如歌德所说的："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上升。 "39年后的爱情诗中的女性却是逐渐接近了西方。举海子《四姐妹》为例：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荒凉的山冈上站着四姐妹 / 所有的风都向她们吹 / 所有的日子都为她们破碎
虽然有雷电之声，到底还是一般的调子。可是它的结尾两段是如此的不同：
到了二月，你是从哪里来的 / 天上滚过春天的雷，你是从哪里来的 / 不和陌生人一起来 / 不和运货马车一起来 / 不和鸟群一起来 / / 四姐妹抱着这一棵 / 一棵空气中的麦子 / 抱着昨天的大雪，今天的雨水 / 明日的粮食与灰烬 / 这是绝望的麦子 / 请告诉四姐妹：这是绝望的麦子 / 永远是这样 / 风后面是风 / 天空上面是天空 / 道路前面还是道路 [42]
直接切入了宇宙的混沌之中，高接"荒荒坤轴，悠悠天枢"（司空图），正是杜甫所说的"篇末接混沌"。这哪里是徐志摩辈能及？
又如，在对待象征主义的态度上。闻一多学来了"化丑为美"的手法，可是对波特莱尔《恶之花》的神秘主义和宗教精神背景缺乏深的体会，从处理爱与死、善与恶主题的《口供》、《春光》等诗中都可以看出他的粗疏和肤浅。卞之琳说闻一多虽有"爱国情怀"，却"没有深入的认识，仅仅表现为对于街头小人物之类的人道主义同情"；"而从西方来的爱与死题旨的表现，更颇为一般。"[43]这些是不加伪饰的实话。就表现爱国主题而言，拿闻一多的诗和穆旦的一比，就可看出其中有天地之别。戴望舒就更等而下之了。他是公认的引进法国象征主义波特莱尔的权威，也模仿法国象征主义写了很多感伤、忧患情调的爱情诗。可是象征主义中的感伤、忧患是一直切入思辨领域的，与人的意识、宗教体验互渗的。波特莱尔的"应和论"分明地具有神秘主义和超验色彩。戴望舒恰恰对此毫无兴趣。他的好友杜衡在《望舒草﹒序》里提及："我个人也可以算是象征派底爱好者，可是我非常不喜欢这一派里几位带神秘意味的作家，不喜欢叫人不得不说一声'看不懂'的作品。"[44]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看作是戴望舒的意见。我们读戴望舒的作品，颇多自嚼感伤，并在这一动做中得到慰藉，一无从生存的痛苦上升到人类的运命进行思考的胸襟，只满足于肤浅的带有脂粉气的感伤，儿女情长，英雄气短。而波特莱尔恰恰是一个"英雄气长"的诗人，不过是落魄些罢了。"诗人啊就好象这位云中之君，/ 出没于暴风雨，敢把弓手笑看"，但是"一旦落地，就被嘘声围得紧紧，/ 长翼大翅，反而使它步履艰难"。（《信天翁》）[45] 但他是不甘心的，他还要："远远地飞离那致病的腐恶，/ 到高空中去把你净化涤荡，/ 就象啜饮纯洁神圣的酒浆 / 啜饮弥漫澄宇的光明的火（《高翔远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