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来美国史学多元性发展研究(10)
2018-01-18 01:27
导读:有许多学者都意识到史学在美国史学研究中所占的比重和重要性并不显著,或者说居于次要地位,或者说史学理论是历史研究的次生品。不过,在战后的美
有许多学者都意识到史学在美国史学研究中所占的比重和重要性并不显著,或者说居于次要地位,或者说史学理论是历史研究的次生品。不过,在战后的美国史学研究中,史学理论方面仍然出现了不少令美国史学家至今仍在关心和争论的理论。例如,库恩的范式理论与海登·怀特的文学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两种史学理论都是史研究发展的必然结果。
库恩将对客观史学持怀疑态度的“特洛伊木马”,引入了史学研究领域;怀特则将“特洛伊木马”蕴藏的诡计全部施展了出来。如果说,库恩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引领了史学研究的后的到来,那么,怀特已经是在福柯等后现代思想家的直接影响下在大张旗鼓地宣扬后现代的文学史学理论了。在库恩那里,客观史学、科学史学还保留着自己的一块阵地;而到怀特这里,客观史学、科学史学、甚至是怀特倡导的后现代史学本身都几乎无路可退了。怀特等后现代史学家利用文艺批评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攻击史学家的语言意义的不确定性,从而否定历史真相被揭示的可能性,认为历史与修辞可以等同起来,历史与文学可以划等号。在这里,后面两个“历史”当然不是历史本身,而是历史撰述、历史著作。历史学陷入了相对主义的泥潭,历史的真相变得遥不可及。[22]
有的学者认为,美国史学理论方面出现的相对主义的倾向,出现否定历史的客观性的危机,根源在于没有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科学指导。在美国史学理论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处于什么样的位置?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不是以它们的本来面目呈现,而是以它们被理解的形式得到运用。新左派史学家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新左派史学家就明确声明,自己所运用的马克思主义是他们认为有用的那些部分。[23] 此外,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对于历史研究无疑是有指导意义的。但是这一理论并不能自动地解决史学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的具体问题。具体的史学理论的发展和实践还要由实践历史学家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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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起来说,战后美国史学的多元性发展就是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乃至新新史学的演进与变化,包含着从客观主义向相对主义的转化的因素。但是,正如伊格尔斯所讲的,不管如何争论,如何多元化,如何百家争鸣,如何相对主义盛行,历史学家追求历史科学的信念一直没有变。[24] 后现代史学在美国史学界并不处于主流的地位。而且,后现代史学家对于历史真相的质疑,本身并非质疑客观历史本身,而是质疑历史著作是否能够全面真实的反映历史的真相。这一问题,这一矛盾是每个历史学家需要一生的经历来探讨的问题。不过,问题的关键是,无论如何质疑,每一部历史作品都包含着客观历史的因素,问题是这种客观的程度和人们对于这种客观程度的要求。历史的真相也是多层次的,多角度,多侧面的,“横看成岭侧成峰”。如果历史学家的描述是一模一样的,那么也就扼杀了历史本身,遏制了历史学本身的活力。客观是历史学家不变的追求,也是客观主义、相对主义争论的起因。没有历史学的客观标准,也就无所谓相对主义的问题。相对主义不只是历史学家一味要避免的东西,而是要认真对待和思考的问题。它可以启发我们去探索被我们自己的认识所蒙蔽的历史真相的另一个侧面。
3.政治与历史的关系问题
政治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可以说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主要是史学的多元性发展对于政治与历史的概念及其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新史学的发展使人们对于两者的认识耳目一新。
“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过去的历史”,英国古典史学家弗里德曼的一句名言众所周知。传统史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西方政治史传统的主导地位,也是大家所熟知的。就政治与历史这两个概念来说,首先,政治是与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在政治史传统中,这一概念延伸为与国家、民族、上层人物有关的一切重大政治、军事、宗教等等方面的活动。在新史学家那里,“政治”一方面似乎是被有意规避的内容,同时也产生了新的内涵。政治扩展为指代某种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力关系”或者“权力结构”。在这里,“权力”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权力,而是含有“以强凌弱”的意思。[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