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来美国史学多元性发展研究(2)
2018-01-18 01:27
导读：公共史学家的兴起也是史学职业化发展的产物，可以说是副产品。史学的职业化使得历史学家或高水平的史学工作者的数量大增，而专门的史学研究机构的
公共史学家的兴起也是史学职业化发展的产物，可以说是副产品。史学的职业化使得历史学家或高水平的史学工作者的数量大增，而专门的史学研究机构的人员需求是十分有限的，因此，这就促使许多接受过专门的史学研究训练的人员进入社会服务机构或政府机关，利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为解决社会问题或者为政府出谋划策，成为公共历史学家而不是专门从事史学研究或者教学的专业人员。由于美国史学中所特有的实用主义的传统，公共史学家在美国的形成和发展蔚为壮观。[1]（p126-137）[2]（p1162）
少数族裔史学家和女性史学家数量的增加则不仅是史学职业化的产物，更是现实世界的民主化进程与史学界的民主化进程相结合的产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亚非拉国家民族解放运动摧垮了西方殖民体系，民主、平等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在美国国内，经过冷战初期的意识形态的对峙，60年代爆发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反战运动和民权运动声势浩大，不仅冲击了美国社会，而且使美国史学界发生了变革。
首先是新老史学家主导地位的逐步交接。经过战后初期平稳而保守的发展，60、70年代的激进形势促使新史学家向老史学家进一步提出挑战，加之年龄上的自然更替，新老史学家在史学界所起的作用逐渐发生了转换。正如我国学者所说，“尽管不能明确地说史学界已出现了特定的一代人或一支队伍，但却不能不说在70年代新老史学家已经换班。就美国历史协会来说，60年代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历任主席各有不同的背景，来自不同的专业，彼此很难找到许多共同的主题。在他们中间虽然有少数传统史学的卫道士，但更多的是新史学的代表人物和支持者。”[3]（p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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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历史学家身份、地位的平等化、多样化、大众化。新史学倡导大众史学，加之高等教育的普及、民权运动、妇女运动的开展，使得越来越多的黑人、妇女、少数民族和年青一代史学家登上史学舞台的前沿。历史学家的身份再也不象以前那样集中在少数精英人物手中，而是多元化。这种多元化是由精英人物向来自某些弱势群体人物的转移，包含着大众化、民主化、平等化的内涵。虽然这种趋势受到某些保守的老一辈历史学家的激烈反对，却是势不可挡的必然趋势。[4]（p660）[5]（p27）
最后是史学流派更迭、林立。战后的美国史学发展，是新史学不断向传统史学提出挑战，新史学节节胜利同时遭遇危机、迎接来自传统史学家和新新史学的挑战的进程。战后美国史学发展的多元化，一个明显之处就在于史学流派更迭频繁，各种史学流派林立并存的局面。史学流派，或以历史观的差异区分，或以政治意识形态的不同而有别，或以史学研究的方法来划分；或呈现出一种林立并存的状态，或是前后相继的更迭形式，或是杂糅并存。它们要么标新立异，自成一家；要么因具有某些突出的特征被史学理论家贴上了某某派别的标签。总之，战后美国史学给人的感觉是史学派别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
战后美国史学流派如此众多，要想将它们之间的关系逐一梳理清楚并将其置于战后美国史学发展整个进程的合适位置，摆正此者与彼者的关系，着实不易。例如，一致论史学，战后初期的美国史学界是否是青一色的一致论史学流派？新左派与新史学的关系也比较复杂，不能因为都有个“新”字，就轻易划等号。那些以“新”字冠名的新政治史、新史、新社会史、新文化史、新城市史等等诸多流派在战后各个时段上所具有的不同程度的重要性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样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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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的纵横两个方面来加以考察，也许可以呈现这种史学流派更迭、林立的大致印象。从时间纵向上讲，由战后初期的“一致论”史学或新保守派，到新左派，再到新社会史学派，新文化史学派等等，这种纵向上的史学流派主导地位的更迭之频繁是西方其他国家史学发展中所罕见的。从时间横向上讲，虽然表面上看，美国史学似乎一直存在着某种主流派别主导着整个史学的发展。但是，自从“一致论”史学让位于其他学派，或者说传统史学让位于新史学、一致论被“多元论”代替之后，在时间的横断面上，即同一的美国史学也呈现出各种流派林立并存的局面。例如上世纪60、70年代，由于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应用，心理史学、计量史学、历史地等各史学流派盎然并存，争奇斗艳。当然，由于这些流派的形成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应该说几乎在任何一个时代流派林立的局面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只不过在多元主义日渐盛行的60、70年代其气象更盛。至今这种多元并立的状态仍然可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