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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伯林自由观辩护_政治毕业论文(11)

2013-05-23 01:29

　　伯林对理性主义的拒斥来自对一元论的恐惧，可实际上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非理性立场只会导致自由失去合理的辩护，随之而来的是多元主义也会失去真正的可能性。这是因为，只有自由主义才是多元主义的保障。自由主义在正义观上确实具有一元论的特征，因为只有“国家”的这种特征才能保护“社会” 的在善观念方面的多元性特征。一元恰恰是为了多元，多元主义的基础不可能是多元主义的。如果国家不是以正义（保护所有人追求某种善观念的自由权利）而是以某种善观念为理念，自身去追求某种善观念，那么，国与国之间当然是多元主义的，但是，它的结果却是国家之下的社会的高度一元性，人们于是失去了多元文化生活之选择的可能性。而且，把善观念的多元主义置于国际的而不是国内的背景下，只会导致剧烈的国际冲突，而国家却能够有效地（通过正义原则）调节和规范这种冲突，保证多元价值的共容共存。因此我们可以说，正是有了自由主义国家的保护，才不仅没有消灭传统及其文化，反而使各种传统和文化在多元竞争中获得繁荣。自由主义是我们这个世界维持多元化的唯一途径，它是多元文化的守护神而非摧毁者。

　　在这个问题上，邓晓芒与伯林一样陷入非理性主义，他评论道：

　　伯林认为多元论还是一元论，这是文明人和野蛮人的区别；但既然野蛮人是多元中的一元，那么文明人和野蛮人就不应该有什么区别，因为文明人也不过是多元中的一元而已。所以一个文明人就是一个把自己的多元论也看作只不过是多元中的一元的人，一个并不唯一坚持自己的多元论的人。换言之，要一元地坚持自己的多元论，就是一个野蛮人。可见所谓的“多元论”本身其实是一个悖论。或者说，“多元”是不可能“论”的，一“论”它就成了“一元”。（第32页）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与邓晓芒的论点相反，坚持多元论本身恰恰不是多元中的一元。这就要求进行类似罗素提出的逻辑分层，把多元论与坚持多元论—— 在我们这里就是善和正义——区分开来。保障多元主义的行为本身不能再是多元主义的：正如说“说谎”的人本身并不说谎。这里并没有悖论，恰恰是悖论的解决。如果多元主义是无限的，那么多元主义就不能成立——这是一个悖论；要使多元主义成立，就必须限制多元主义，使之终止于保护多元主义的行为——这是悖论的解决。保护多元主义的主义不在多元主义之内，而在其之外，否则多元主义就不存在。

　　当我们讲多元主义之某一“元”的时候，自然是限制在同一逻辑层次内的，如果超出这个逻辑层次，就不能构成其中一元。可是，邓晓芒却把多元主义无限涵盖，以致将极权主义也作为其中一元来讨论。他反讽伯林道：“自由只是一元，理性当然也可以是一元，至于极权主义，也未尝不可以是一元，因为就连希特勒的极权主义，也可以给人民带来‘幸福’、安全或公共秩序，人民通过牺牲一点自由而换得这么多‘价值’，难道还不值得吗？“（第31页）我们且不说“自由” 是否可以与“理性”处于同一逻辑层次上，就“自由”与“极权主义”而言，两者是你死我活的关系，怎么可能构成多元主义之“元”而共存呢？多元主义本身就意味着宽容，各“元”之间没有你死我活问题。多元主义及其宽容意味着国家中立，或国家奉行自由主义，而极权主义和自由主义一样属于“关于”多元主义的，而非多元主义的，也就是说属于国家对待多元主义的行为。极权主义的存在意味着自由的因而多元主义的消灭，它怎么可能成为多元主义之“一元”？邓晓芒之所以有此错误推论，是因为他批判伯林之心太急，采取归谬法想把伯林的论点推向极端：既然“幸福、安全或公共秩序”可以合理地换取自由的缩减，那么给予“幸福、安全或公共秩序”的极权主义为什么不可以这么合理地换取？可是，极权主义不是“幸福、安全或公共秩序”，无论存在上还是宗旨上都不是。它起初确实能够带来“幸福、安全或公共秩序”，但是“幸福、安全或公共秩序”仅仅会限制自由，而它却是消灭自由。这种归谬是不合法的。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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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晓芒一再指出，伯林的根本问题在于他的狭隘经验主义，他在结论中总结道：“伯林的自由观其实是一笔糊涂账……。它最大的毛病在于受到英国哲学界对于德国理性主义的那种傲慢态度的影响，对于这种思辩性极强、需要全心认真对付的理论缺乏耐心，不屑一顾，甚至以无知为光荣。它继承了英国经验派哲学的一切缺点，平面化、表面化，割断历史，固执于眼前经验，对待概念和逻辑的形式主义，零敲碎打，没有整体或全局观点。”（第32页）可是我们的上述分析表明，邓晓芒自己也患有他自己指出的毛病，只不过是相反的另一极：德国思辩形而上学共有的毛病。这种毛病曾经使英国整整一代人叛离并最终送回了黑格尔主义，又使今天中国的整整一代人从“伪理性主义的桎梏”中走出来。这有什么不对吗？

　　邓晓芒认为经验主义具有平面化、表面化的缺点，它以“表述上的通俗性”赢得读者，可是，翻开任何一本经验主义倾向的哲学伟大著作，我们都无法说它们不具有与思辩形而上学同样的复杂性和深刻性。对于这些思想，我倒是觉得邓晓芒缺乏必要的耐心，充满了蔑视。其实，伯林是最不应该被归入经验主义一类去的人物，这从他晦涩的表述、对形而上学根源探究的强烈兴趣可见一斑，这与哈耶克、波普尔等有较大的差别。不可否认，他深受英国经验主义政治哲学传统的影响，但这是一个立场、观点问题，与其所采取的分析、探究事物的方法没有关系。对经验主义传统的坚持并非经验主义方法的结果，而邓晓芒恰恰是在方法上给予伯林批判的，它主要指的是伯林消极自由观上的经验肤浅性。可是消极自由概念之澄清决不是经验主义方法的结果，而是经验主义立场的结果。邓晓芒回避伯林关于自由转化为压迫（极权主义）的分析，而正是这种分析最具思辩色彩。邓晓芒似乎认为伯林仅是为消极自由辩护，其实伯林思考和着墨的几乎都是积极自由，这从他后来的一系列文字也可看出。因此，从方法上我们很难把他归入经验主义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