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伯林自由观辩护_政治毕业论文(6)

　　邓晓芒也许会说，积极自由不应该如此，不应该演变为个体的敌对力量，不应该成为****主义的幌子。但是，那已经是对积极自由打了折扣，已经不是真正的积极自由了，或者说已经是不纯粹的、包含了消极自由杂质的、半途而废的积极自由了，而这正是伯林或其他自由主义者所需要的积极自由。这意味着消极自由应当是积极自由的前提，在此前提下的积极自由才不是****主义的。而真正的积极自由是不可能半途而废的，它必需走下去，直至它的逻辑终点。

　　可是，邓晓芒却指出：“走出这一陷阱的唯一出路只能是欧洲大陆哲学，尤其是伯林当作主要论敌而大力批驳的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自由观。”（第 25页）这又把中断的步伐连续上了，积极自由仍然要演绎下去，去完成它的逻辑。既然尊奉的是积极自由的思辩大师，那么再说些什么就显得有点儿多余了，我们还是来看看邓晓芒是如何演绎的。

　　这一超越了伯林自由观的辩证自由观是什么样子的？邓晓芒写道：“自由变成了不自由，这是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核心，它表达了一般自由自身的自相矛盾性，以及由此带来的自我超越的历史性。”（P26）原来，邓晓芒所拥护的“辩证自由观”表达的是：自由自身包含着否定的因素，从而推动着走向“更高的自由”。这个否定因素就是自由的异化：自由变成了不自由。这个“更高的自由”就是马克思关于“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改造”或是“以对物的管理取代对人的管理”所憧憬的“自由王国”。他又写道：“马克思为什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做了激烈的批判，并致力于推动对未来更高自由生活的追求，这对于伯林这样的人是根本无法理解的。非历史主义的自由观一般说来就是如此看问题的……。至于自由是如何变成了不自由，对此伯林想也都没有想过。他唯一知道的自由就是一种平面化的、直观经验的自由感受，即‘为所欲为’‘任性’和不受强制。”（P26）

　　在这段话里，除了夸张的讥刺外，邓晓芒表达的实质上是对自由主义之核心的批判。他终于触动了自由主义的神经，尽管并没有全盘否定伯林所理解的自由，而是把它纳入到“基本的层次中，它有待于上升到更高层次的理解。”（P26）这“更高层次的自由”显然已经不是自由主义的了。自由主义的一个核心观点是，自由并非完美的，自由主义所保护的个人权利甚至有可能是保护平庸和恶，但即使如此，自由的价值也比其它东西（包括积极自由）的价值要高。其理由在于“ 消极自由的本质是犯错误的自由，不但适用于英勇的行为，也适用于庸俗的事情。”[29]这一点密尔和波普都已指出。真理是在试错中发展的，而只有自由所提供的宽容才给人们对多元价值的追求提供基础。自由的价值不在于它的“高”，而恰恰在于它的“低”，只有这样它才能为所有其他价值的多元共存奠定基础。以为自由是一种低级的价值，应该被高级的价值所取代，到头来恐怕连高级的价值也会毁灭殆尽。

　　自由（主义）仅仅是最不坏的而不是最好的，黑格尔和马克思揭示了现代人生活中的异化、拜物教、原子主义等等，都有其合理性、深刻性。这些“不自由”确实是自由的产物，邓晓芒关于“自由为何（或如何）成为了不自由”之问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是，这样的“不自由”是否是一个政治问题？是否是人为的恶意行为的结果？马克思在早年写的《论犹太人问题》中，把“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区分开了，认为犹太人获得平等政治权利的自由主义问题要低于所有人从物（看不见的手、商品、货币、资本等）的“奴役”下解放的问题，由此，他后来提出了“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著名观点，开了从社会经济领域去一劳永逸解决问题的方向。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经济问题的解决（人类解放）是政治问题的解决（政治解放）的前提，而私有财产制的消灭是人类解放的根本。可是，自由主义者则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如果把经济问题作为解放的前提，则必然会动用政治上的强力，从而“走向奴役之路”。因此，他们把政治解放（也即消极自由）作为致力目标，希望首先消除政治上的暴政、专断和任性，然后再来解决经济领域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幻想消灭私有制（被认为是异化或邓晓芒所谓“不自由”的根源）而通往人类解放，可是历史证明，它恰恰导致人类奴役，这才是一副具有讽刺意味的“自由辩证法”。

　　不可否认，人类至今最不能控制的是他们的经济。随着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原始人所面对的“不自由”已经不是问题；随着自由主义对权力的控制，古代人所面对的“不自由”也（起码在自由主义的国度里）已不是问题；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现代人所面对的“不自由”越来越成为问题。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必然王国”（哈耶克所谓的“自生自发”领域）里的“专横”力量不在我们意志的掌控之下，这对于追求积极自由的心灵来讲是一个巨大的缺憾。但是，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可以完成积极自由（对自己命运的掌控），而在于我们如果真的实现了这样的积极自由的话，我们必定处于消极自由丧失殆尽的奴役之境。自由主义对于人为的专横不遗余力地给予消除，但是，对于异化之类的“专横”总是轻描淡写，甚至回避。自由主义并非要维护一种“恶”，而是要抵制一种更大的“恶”，即清除前一种“恶”时所导致的另一种更大的“恶”。但是，这不等于我们要放弃对它的批判，对其歌功颂德，就像某些自由至上主义者那样。乌托邦主义的终结不等于批判的终结，只不过是，这种批判除了能够促使我们去改良外，只能使我们意识到我们的两难困境。我们人类并不是万能的，我们不可能掌控一切，我们只能掌控有限的行为领域；因此我们（起码到目前为止）也不能消除所有的“不自由”，只能消除人为恶意的专横。

　　如果马克思关于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过渡不以消极自由之牺牲为代价的话，人们何乐而不求呢？可是，“自由王国”的理想在实践上恰恰是与血腥、暴政、独裁、极权等对自由的压制相联。如果没有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之区分的理论，我们怎么能够对这种现象作出分析和解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