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伯林自由观辩护_政治毕业论文(5)

　　由此可见，积极自由并非如邓晓芒所认为的那样“积极”（positive）有为，它的“去做……”可能仅是去驾御自己、征服自己，而不是像消极自由那样去满足自己，“通过排除障碍来克服障碍：自然物体用自然的办法，人的阻力则用强力或说服的办法”[22]。消极自由讲的是不受阻碍，而不是对阻碍的态度；是行为不受强制，而不是心灵自决。而积极自由观认为，自由并不是随心所欲，而是控制自己；并不在于摆脱必然，而在于顺应必然；并不是对外力的控制，而是对心灵的控制。它与其说是积极的，不如说是保守的；它可能只是精神世界里的革命，正如海涅、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时表达的那样。

　　但是，对积极自由的描述丝毫不表示对它的不敬。这个世界上的许多公认的价值——尤其尊严、自尊、个人自主和责任等——是以积极自由为前提条件的。一个缺乏自主性或自我控制能力的人，很难说他是“自由”的人，尽管他并没有受到外在的束缚。他会陷入盲目无序、内心冲突、迷茫困顿之中，无法“去做” 任何事情。范伯格就此写道：“不自由就是约束，而在没有内在规则约束的情况下，各种欲望会互相约束，互相冲突和碰撞。当然，把这种情况解释为不自由比把它解释为自由过多而造成的糟糕情况更易于理解。”[23]这说明，积极自由的缺乏会使我们无所作为，不受限制和引导的消极自由（自由过多）对于我们实现目标而言恰恰会导致不自由，因为自由不仅是没有外在的障碍，而且是没有内在的障碍。查尔斯·泰勒就此写道：“如果我们认为，自由包括按照我们自己的方式来自我实现、自我满足这类自由，那么很显然，不仅外在的障碍，而且某些内在的原因也能阻碍我们自我实现。我们可能因为外在的压迫，也可能因为内在的恐惧或者虚假意识而无法达到自我实现的动机。”[24]

　　但是，对积极自由的肯定正如对消极自由的肯定一样都有一个限度，夸大它就会走向危险。而且对消极自由的夸大其危险性要小得多，且容易被人认识到，人类从来不乏积极自由对消极自由的限制和控制，但缺乏以伸张消极自由来抑止积极自由的无限膨胀。对积极自由的肯定一旦超出个人自主这个范围，其危险性就会显露出来。

　　个人自主是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结合，两者分别都是其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首先，如果没有一个起码的个人不受干涉和控制的自由空间，个人自主是不可能的。因为个人自主意味着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做出选择，而对个人的控制和干涉使个人被迫做出违背自己意愿的选择。这并不是说个人的所有意愿都必须给予满足，而是说，如果个人具有意愿，对他的外在强迫就使个人失去自主性。哈耶克就此写道：“当一个人被迫采取行动以服务于另一个人的意志，亦即实现他人的目的而不是自己的目的时，便构成强制。……强制意味着我仍然进行了选择，只是我的心智已被迫沦为他人的工具”。[25] 其次，自主的行为必须处于行为主体的自我意志的控制和调节下，自我对自己行为的动机（欲求）能够给予评价，对自己的选择能够给出理由，对自己的行为及其后果有一种认识，对自己的行为能够进行积极的约束。心智不健全、无力判断自己行为后果、或无自控能力者的行为不属于自主行为。

　　如果说自主的第一个条件排除的是外在强制，那么第二个条件排除的是内在的非理性。第一个条件给自主以机会、空间，但是单有这个空间并非就是自主，一个人可能已经摆脱了外在干涉和控制，但他仍然处在自己非理性的任性、盲目的冲动、低级的欲望、虚幻的意识、幼稚的无知控制下，成为自己内在激情的奴隶。因此个人必需对自己时刻加以控制。

　　在个人自主下，自由不可能变戏为压迫；尽管个人经常必须对自己的行为给予控制，甚至压制自己的情欲，但那不是压迫。那么魔术般的变戏法是在什么条件下耍出的呢？伯林问道：“什么东西造成了这样一种奇怪的逆转——康德式的严格的个人主义在那些声称是其弟子的思想家那里，转变为纯粹极权式的学说？”[26]

　　这种变戏法是通过“自我”这个概念的演绎来完成的。从“个人自主”转为“自我做主”，看似仅是主体的字面转换，而延伸下来的推演却使积极自由膨胀开来。“个人”是一个清晰而不会误解的概念，“自我”却不同，它过于含糊，容易成为思辩大师手中的玩物。本来，我就是个体之我，尽管我必须约束和管制着我心灵内部的各种较低级的、混乱的欲望和激情，通过克服内在的障碍去积极地把握自己，但是，查尔斯·泰勒批判道：“对自由的内在障碍也不能仅仅按照主体所认识的样子来定义，主体不是最终的裁定者。因为对他真正的目标，对什么是他想要摒弃的这个问题，他可能完全是错误的。”[27]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既然个人不是自己事务的最终裁定者，那么个人自主也就不可能了。查尔斯·泰勒是一个共同体主义者，又称“新黑格尔主义”者，他对个人自主的否定正是要引向个人对共同体的依赖。而恰在这里，就潜藏着与黑格尔一样具有的某种危险因素：把人作为促进伦理实体目标（共同体善）的手段。而伦理实体（共同体）自身被认为具备了某种生命有机体的性质，是任何人的真正目的。把她（们）称之为真正的“自我”就只是一个名称问题了：

　　真实的自我有可能被理解成某种比个体（就这个词的一般含义而言）更广的东西，如被理解成个体只是其一个因素或方面的社会“整体”：部落，种族，教会，国家，生者、死者与未出生者组成的大社会。这种实体于是被确认为“真正”的自我，它可以将其集体的、“有机的”、单一的意志强加于它的顽抗的“成员 ”身上，达到其自身的因此也是他们的“更高的”自由。用有机体的比喻来为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强制——这种强制以将他们带到“更高”层次的自由为名义——作辩护，其危险之处经常被指出。[28]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积极自由要从个人自主走向个人不能自主（相当于从康德走向黑格尔）？为什么它不能停住脚步而成为个人自主的捍卫力量？我们无论从历史上还是逻辑上看，都不无遗憾地说：它不会停步，它必需完成它的变戏逻辑。积极自由具有一种引向****主义的危险性正蕴含于其“自由”的义涵中：自由就是主体的自为，按照黑格尔的话说，就是精神的自我完成。这使它与消极自由正相反对：个体越是不受约束而自由，其主体（精神）就越是失去自由。为克服主体（精神）自由的丧失，它必须与肉体性甚而个体性战斗，积极地去成为“自我”——毋宁说是“超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