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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自由的“消极的概念”正如“积极的、通过理性获得解放的学说”一样,也有可能成为一种“自我导向和自我控制的概念”,使得自由的“不受干涉的领地”丧失殆尽,如果它诉之于自己“内在的城堡”即理性的话。所以,问题并不在于自由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而在于自由与理性发不发生关系。无论积极自由还是消极自由,只要和理性发生关系,就变成了不自由。在伯林看来,自由是直观的、感性的、直接经验的,理性则是限制和败坏自由的,这就明显地暴露了他的英国经验主义立场的狭隘性。(第28页)
上文分析已经表明,理性与消极自由发生关系完全可能是保障个人自由的;而积极自由本身的义涵已经包含了理性,它根本就不存在与理性发生关系的问题,我们说过,积极自由在个人自主范围内是与消极自由携手并肩的。可见,理性并非天然导向不自由。因此问题不在于理性的还是经验的,而在于理性用来干什么。即使经验主义,难道就不能为****主义辩护吗?在自由问题上区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并无意义,自由主义可以是经验主义的,也可以是了理性主义的。康德就是一个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伯林就多次肯定了康德的立场[viii]。
伯林对理性的责难归根到底在于认为理性成为垄断真理、意义、价值的手段,通过对必然规律的声称来压制个人的自由选择。这样的理性主义者把人类的所有问题都归结于对真理的认识问题,可是,他们又不能像自然科学里的情况那样通过规律自身的强制来统一人们的认识,而是通过规律代言人的权力的强制来统一人们的观念,然后把这种强制说成是规律的强制。****主义有各种借口,而要求统一认识是一种最致命的借口:谁还敢反对真理?以真理之名的压制是最冷酷的压制,因为自然必然性不就是这样冷冰冰地存在吗?谁又能够逃脱自然必然性所强加的命运?“自由的人跟着命运走,不自由的人被命运拖着走”,(塞涅卡)自由还是不自由,不在于你的“低级”意愿,而在于你的理性意愿,但是无论你意愿什么都不可能有摆脱必然性的自由,只有服从必然、积极地跟着命运走所获得的心灵自由。所谓“积极的”自由,就是理性给予认定后获得的心灵解放——这与其说是自由,不如说是屈服,它要求的是战胜、驾御自己,使任性不屈的自己训化为“自由”的自我。
伯林以儿童学习为例来说明理性的这一特征。对于数学真理,当我们 “认识到这些事情是不可能不是这样的,因为它们遵循那些支配着我自己的理性过程的规律,于是,数学的真理便不再像强加于我的、不管愿不愿意都必须接受的外部实体那样,是强迫性的,而是我自己的理性活动自然运作过程中我自觉自愿的某种东西”[ix] 。伯林之所以引此例子,其含义是清楚的,他是要说明积极自由只是一个心灵态度问题:面对必然,除了承认否则没有自由,因为“除了你所认识的东西,亦即你理解的必然性的东西以外,你不可能想要别的东西。”[x]
但是,邓晓芒从中看到的却是伯林的愚蠢可笑:
一般说来,学习是儿童的天性。可是在伯林看来,只要学习必须受到约束,就是自由的丧失,它所成就的自由也是一种虚假的自由。“受教育的自由”不是自由,只有“不受教育的自由”才是自由。然而一个这样的“自由儿童”恐怕连玩游戏都不会,……“做坏事的自由”当然也是自由,但是如果一个人只知道做坏事,这就不是自由,而是一头被注定了的动物或害虫。(第28页)
邓晓芒花费一千多字来与伯林理论教育问题,可是文不对题。伯林讨论的不是教育问题,他也不可能如此愚蠢地伸张不受约束的消极自由。邓晓芒的漫画才真正是“直观的、感性的、直接经验的”。伯林其实在探讨一个既复杂又简单的问题:由理性而来的专横最初起源于一种什么样的观念?他从儿童教育上引出这个问题的答案:当我们被教导去吸收、内化反映外在必然性的知识时,我们就很容易被灌输或形成这样一种观念:这样的知识是我们唯一的知识;真理只有一个,问题只在于获得它。伯林没有否定这个教育过程,他否定的是我们的生活也需要这样的教育。说到底,他要摒弃的是生活中的价值一元论。这与康德的“限制理性”在根本精神上是一致的,在他,是为价值的多元化留下地盘。他把这一点作为自由主义的根本保障。
思想史上,凡是把理性绝对化的人物都带有不宽容的倾向。黑格尔是一个典型例子,邓晓芒是这方面的专家,自然应该清楚。但奇怪的是,邓晓芒文章中的黑格尔形象却是一个比伯林和贡斯当还要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在他笔下,黑格尔的自由观要优越于伯林自由观不知多少。他甚至认为,黑格尔根本反对“强迫他人自由”,(第25页)伯林“以为费希特和黑格尔这些人谈到理性,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圣贤’口吻,或者统治者口吻,似乎他们把社会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人是有理性的,另一部分是没有理性的,……他们注定必须服从‘有理性者’。”(第29页)这是“一种误解甚至歪曲”,“可以说是强加于黑格尔的”。(第25 页)
邓晓芒避而不谈黑格尔关于自由的真正观点,而是避重就轻地引证某些有利于黑格尔形象的言论。可是就我所知,在黑格尔那里,自由首先就不是人(更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绝对精神自己的事情,人只有参与这个自由过程的份。这个绝对精神甚至干脆被直接称为“自由”,而人的自由就是服从绝对精神的自由意志,至于个人,不过是绝对精神自我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玩物而已。个人的自由就是努力使自己与这个绝对自我的要求相一致,但是这要遭到个人的无数任性的抵制,因此绝对精神就下凡为地上的神物——国家——来驯化人,以实现这一自由。国家是个人存在的根据,她是绝对意志之自由的化身,个人只有服从国家才有真实性可言,也才谈得上自由。个人应当以实现国家的目的为自己的神圣职责,“成为国家成员是单个人的最高义务”[xi]。这哪儿是自由,分明是强迫!不过,这正是正宗的积极自由的逻辑。邓晓芒肯定会认为这是真正的积极自由,而不是败坏的、打着自由旗号的伪自由,那么,这就拆除了他在真积极自由与****主义之间建立的藩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