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伯林自由观辩护_政治毕业论文(4)

　　可是，邓晓芒却认为，这里的问题不是什么两种自由的混淆，而是真正的自由和打着“自由”旗号的不自由的混淆。他要求把人们自愿选择的强迫和不是人们自愿选择的强迫区别开来，认为后者是“伪自由”（打着自由的旗号迷惑或欺骗人），前者是“真自由”。他写道：

　　这里至少有两种情况。在一个法制健全的社会中……，积极自由并不在于对法律的服从……，我们服从它就是服从自己……；但另一种情况是，在一个****社会中对绝对权威的服从，我们的一切行动都要追溯到这个“根源”，而这个根源却不受我们的“控制”。这当然就谈不上什么自由（包括“积极自由 ”）了。当然，现实中后一种情况经常被披上前一种情况的外衣……；但正因为如此，哲学家的任务不就是要把这两种情况区分开来吗？伯林把它们归结为对同一种问题的回答，不正好混淆了积极自由和****暴政的区别吗？（第20－21页）

　　首先，我们要说，就消极自由而言，自愿选择的强迫（不自由）仍然是强迫，而不是什么真自由；服从我们同意的法律就是服从我们同意的强迫，法律是从外强加给我们的限制，这一性质是不可能通过我们自愿服从而改变的。其次，不可否认，上述区别具有某种意义，但实践上是否可行令人怀疑，因为自愿的强迫是可以由强迫者制造出来的，萨达姆百分之百的获得人民的支持即是其例。说有些强迫是自己服从自己，因此强迫就是自由，有些强迫则是服从不受控制的绝对权威，因此这种强迫“就谈不上什么自由（包括‘积极自由’）了”，这太轻巧了：难道“服从你自己”不是可以由“不受控制的绝对权威”来说出吗？“自己服从自己” 有太多的文章可作：前一个“自己”和后一个“自己”是同一个自己吗？如果不是，那么“把人格分裂为二”就很难避免。如果你没有个人自主的余地，你的“自己 ”都会被别人代表去，于是服从自己就变戏为服从他人。起初你可能是自愿的被强迫，后来就会走向强迫你“自愿”，从而“无视个人或社会的实际愿望，以他们的 ‘真实’自我之名并代表这种自我来威逼、压迫与拷打他们，并确信不管人的实际目标是什么，它们都必须与他的自由——他的‘真正的’、虽然常常是潜在的与未表达的自我的自由选择——相同一。”[18]古今中外的不知多少“自由”思辩大师当说到“自我”时，他所指的其实并不是任何人的“自己”（伯林所谓的“经验自我”），而是存在于自己中的隐秘的某个“真我”。这种“真我”从一开始就蕴育了对任何“自己”的控制、强制，以实现“自由”。

　　邓晓芒指出，应该区分真正的自由和打着自由旗号的所谓自由。但是，真正的自由必须包含某种程度的消极自由，伯林指出：“毫无疑问，对‘自由’这个词的每一种解释，不管多么不同寻常，都必须包含我所说的最低限度的‘消极’自由。”[19]因此，要区分的与其说是积极自由和****暴政（二者并不一定构成对立物），不如说是消极自由和****暴政。在一个法治社会中，最根本的问题不是法律被我认同（那是一个次要的、派生的问题），而是法律保障我的消极自由，而正因为保障消极自由我们才认同它们。健全的法律是对消极自由的限制，因而体现了积极自由，但它是为自由而限制自由的（从而达到平等的自由而不是强者的自由）。在这个意义上，积极自由是为消极自由服务的，它一旦脱离消极自由，其潜在的危险性就会转化为现实的危险性。积极自由自身很难与****暴政划分开来，它只有通过消极自由才能作这种划分。

　　其实，无论邓晓芒所谓的真自由还是伪自由，都只是积极自由的形式，因而只是强制的形式。邓晓芒只承认真正的积极自由，而不承认虚假的积极自由即****暴政，埋怨哲学家没有区分这两者。然而，真正的积极自由是什么样的？它和****主义是否就不具有某种亲和性？我们首先必须弄清楚究竟什么是积极自由才能澄清这个问题，否则，像邓晓芒那样把积极自由等同于“去做……”的自由，就无法看清楚蕴含于其中的危险性。

　　邓晓芒在批判伯林的“积极自由”概念时引证了伯林的一段话：“‘自由’这个词的‘积极’含义源于个体成为他自己的主人的愿望。我希望我的生活与决定取决于我自己，而不是取决于随便哪种外在的强制力。我希望成为我自己的而不是他人的意志活动的工具。……”[20]然后批判道：“显然，就连伯林自己也觉察到，这段话中对‘积极自由’的阐述怎么看都像是对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关系的阐述：‘我希望’就是想要‘去做’什么，是积极自由；‘而不是’则是‘ 免于’什么，是消极自由；但‘而不是’不过是对‘我希望’的进一步说明而已。”（第21页）可是，邓晓芒这里显然是把问题搞混淆了。

　　自由的形式定义起码包括三个方面：摆脱什么，去做（或不做、或成为、或具有）什么，谁在摆脱而去做[21]。这是无论消极自由还是积极自由都必须具备的形式因素，因此我们可以说，伯林这里的“我希望……而不是……”的结构统一地而不是分别地适用于两种自由。但是，对于消极自由，它的内容是：作为个体的我，希望根据自己的意愿，去做自己认为应当做的事情，而不是这种意愿、行为遭受阻止、强迫或干涉。对于积极自由，其内容却是：我希望控制、驾御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而不是被他人他物所决定或摆布。显然，两种自由所“希望”和所“摆脱”的内容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消极自由所希望的是自己的意愿以及生活方式能够被承认或满足，而不是肆意地被干涉、阻止甚或泯灭。反之，积极自由所追求的恰恰是要对自己的意愿和生活方式给予控制，而它所要摆脱的未必是外在力量对我意愿、生活方式的阻止、干涉，而是自己内在心灵对这些外在力量的恐惧或顽抗态度。积极自由的“而不是”并不是指对外在力量的摆脱，而是指不被其决定——心灵态度不被其决定。恰恰是，我可能摆脱不掉外在的力量或必然性，我才有一个驾御自己内心的问题。人类的行为越是被限制，积极自由（精神自由）的口号喊的就越响，自由意志就越得到弘扬，这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种常见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