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个体意识流变(10)
2014-11-15 01:59
导读：如果只着眼于毛泽东身上那种特立独行的风格，而不去深入他的庞大思想体系以及产生这一思想的深厚历史背景，那么这种“热”是容易降温的。在毛泽东
如果只着眼于毛泽东身上那种特立独行的风格，而不去深入他的庞大思想体系以及产生这一思想的深厚历史背景，那么这种“热”是容易降温的。在毛泽东100周年诞辰之前，《大学生》杂志在北京和湖南的15所高校进行了调查，使用问卷1500份，对象绝大部分是1976年以后出生的大学生。结果显示：他们有关毛泽东生平的基本知识欠缺，如34％的被访者不知道毛泽东的籍贯；65％的学生不知道毛泽东的诞生日和逝世日。又有8％的人根本不知道“毛主席语录”，49％的人从未见过、58％的人不能写出一段毛主席说过的话。在读书方面，32％的人从未读过任何有关毛泽东的书。读过的人当中，大部分集中于轶事掌故、通俗读物，如《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红墙内外》、《毛泽东之谜》等。[l]青年一代在生活中的挫折从反面提醒人们：文化不能简化为个性；成功也不是维系于自我张扬。
4、80至90年代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与自我批判精神
相对于以上几个社会群体，改革开放时期的知识分子表达了更为丰满、健康的精神内涵和更加尖锐、深刻的自我批判态度。
改革之初，巴金以他的《随想录》率先展示了这种新型的政治风格。实际上，巴金对文革时期极左思潮统治下的各类政治现象所作的批判很有深度。他的矛头所向包括：文艺创作中过火的阶级斗争论、文化封闭政策、长官意志、文化专制主义、知识分子改造论、形式主义的
政治学习、群众性的愚忠心理和行为、大民主、政治恶棍、假话流行的现象、人人自危的人际关系、戕害人权的法西斯手段，等等。但是仅就本文的主旨而言，巴金的思考有以下三点可以注意。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一是他对人道主义的吁求。1982年3月2日，巴金在看过电影《小街》之后写下观感，认为心灵中多了一样东西，即对亲人的感情、对人民的挚爱，并鲜明地否定文革及此前过火的阶级斗争给人们带来的怀疑、仇恨、疏远、偏见、甚至出卖、背叛等等不正常的情感和行为。他屡屡坦言自己一生创作的精神导师是卢梭、托尔斯泰、鲁迅。90年代中期，他在《〈巴金译文全集〉第十卷代跋》中写道：道德是整个社会的支柱；道德规范的最高目标就是奉献自己。[li]二是他对个人价值以及人权的肯定。在1979年8月5日写下的《要不要制定“文艺法”》一文中，巴金援引我国宪法上的规定，认为“一个人从事文艺创作活动，只要他不触犯刑法或者其他法律，就不应该受到干涉。”[lii]80年代中期，巴金想起死于文革的一些朋友来，终于认识到这都是蔑视法制和公民权利的结果。他在1986年6月写道：“只有承认每个公民的权利，才能理直气壮地保卫自己。”[liii]三是他的自我忏悔精神。《随想录》自始至终昂扬着一种解剖自己的无畏态度。巴金痛悔自己在个人崇拜之下否定自我的言行；检讨自己遵循政治命令写下的盲从之作；揭露自己顺应政治形势需要说过许多大话和空话；检讨自己在政治压力下违心批评身边的同行；追悔自己在政治运动中采取明哲保身的哲学。难得的是，1979年12月15日，他在《怀念老舍同志》一文中，就表示过：“我们不能保护一个老舍，怎样向后人交代呢？”又讲：“没有能挽救他，我的确感到惭愧，也替我们那一代人感到惭愧。”[liv]这里巴金是在替同胞承担责任，从中可见这种忏悔的沉重内涵。可以说，忏悔既是一种针对自身精神缺陷、敢于决裂的勇气，又是一种有博爱胸怀、对社会道德的提升负责任的态度。这是一种60至70年代见不到，直到90年代也属罕见的品质。而巴金在改革之初就这样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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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的二十年间，还断断续续地出现了一系列回忆录和评论集，剖析某些典型的知识分子人格。特别触目的有周扬和郭沫若。对前者在文革之后能够高扬人道主义的大旗，检讨自己在历年运动中整错了一些好人的作法，有些人表示肯定，如于光远、蓝翎。有些人一直怀疑，如梅志、陈明。相比之下，一些过去的友人在分析周扬的权威人格时，表现出相当的力度。如张光年回忆1946年春天在北平与周扬相识时，两个人还能谈谈心。1948年在解放区再次见面，周扬就有了区分上下级关系的官气，令人不习惯。解放后的交往也是如此，周扬只知工作，甚至与他人没有朋友式的谈话。所以张光年将周扬称为一个完全政治化了的人。[lv]在夏衍的叙述中，周扬青年时期风流倜傥，直到抗战之前也没有什么教条。但是抗战后，主要是去延安之后，也就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周扬变了许多。原因在于周扬作了文艺界的领导人。解放后连玩笑也开不得了。一般人不是怕他，而是权力问题。反之，周扬在心理深处对核心权力人物却是始终持崇敬态度。在他儿子的眼里，周扬对毛主席一直很崇拜，这一点好像没有什么变化。[lv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