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个体意识流变(11)
2014-11-15 01:59
导读：郭沫若同周扬有所不同，即晚年有躲开社会活动，找个清静的角落了此余生的念头。[lvii]反右时丁玲、艾青被打成右派，田汉1964年夏季受批判，1965年5月茅
郭沫若同周扬有所不同，即晚年有躲开社会活动，找个清静的角落了此余生的念头。[lvii]反右时丁玲、艾青被打成右派，田汉1964年夏季受批判，1965年5月茅盾作为文化部长被解职，文革前夕批判吴晗和三家村，对郭沫若的震动都很大。但是只要在公开场合讲话，他总是和毛泽东的想法保持一致，总是拥护现行政策，总是不断地批判自己。实际上青年时代的郭沫若作为《女神》的作者、《浮士德》的译者，有心当中国的歌德，豪情万丈。投身革命事业后，他形成一种“非我”的哲学。他讲过：“在现在的社会没有什么个性，没有什么自我好讲。讲什么个性，讲什么自由的人，可以说就是在替第三阶级说话。”又说：“对于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要根本铲除。”[lviii]1948年，他的一篇《斥反动文艺》，将朱光潜说成蓝色文艺的代表，萧乾是黑色文艺的代表，沈从文是桃红色文艺的代表。沈为此受到进步学生的批评，还试图自杀过。[lix]在政治运动不停歇的时代，他志愿作“党的喇叭”。[lx]为此他在大跃进时期主编了《红旗歌谣》；在1966年文革热潮时喊出让七亿人民成为活雷锋、活王杰、活欧阳海、或刘英俊。纵观一生，郭沫若的人格也是复杂的。
80至90年代的资料里还有针对知识分子群体特征的批判。比如，戴煌回忆在北大荒劳改时，右派队伍里总有某些人爱打别人的小报告，害得别人受批判、遭拷打，自己却摘了帽子。此外，奴隶般的精神压抑、生活痛苦和前程的渺茫，使得许多人心情烦躁，心胸狭隘，似乎人人只关心一己的利害得失，而相互间的谅解、友爱、体贴、帮助越来越少。一些人可能为一点小事争吵、打架。人们可能将犯众怒者捆打、辱骂、扣饭，甚至绑到门外的大树上挨冻。其他人只好独善其身。[lxi]从维熙回忆：反右初期，他所在的北京日报社总编辑周游让他避避风头，去京郊农村参加社教工作。结果却有一大批同事，包括以往的好友，联名写大字报，让他回社参加反右斗争。在接下来的运动中，这些知识分子们不用领导指引，自己就从政治立场这根命脉入手，无情批判文友。他们的嘴、眼、手谐和统一，表情激昂，扮演着令人肠断的角色。[lx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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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说明一点，中国的知识分子并不缺乏青年一代那样的自我意识。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实际上离不开巴金、冰心等老一代文豪对文革的剖析和人道主义的呼吁，离不开众多作家对那个苦难时代的揭露、鞭挞和批判，离不开社会科学工作者多年来的翻译、传授与理论探讨，离不开
戏剧、影视工作者大胆地冲破一个个创作禁区。年轻一代将自己视为自我的代言人，至少是狭隘的。沉默不等于无声。即使到了80、90年代，知识分子仍然在思想领域里探索。比如，冯友兰在耄耋之年，重写《
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其女婿在概括老人的一生时说，这种“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回归自我”的前后变化，既显示了冯友兰的个性色彩，又反映了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坎坷道路。[lxiii]世纪之末，王元化讲到自己年轻时既向往北大的自由空气，更倾向于清华那种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lxiv]邵燕祥认为知识分子个人应具有不依附于权力、金钱的独立人格。[lxv]文化与政治文化当然是整个民族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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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张明策划、廖亦武主编：《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P.11。
[ii] 同上，P.12。
[iii] 同上，P.11，P.12，PP.15－16。
[iv] 同上，P.24，P.27。
[v] 同上，P.290。
[vi] 同上，P.190。
[vii] 同上，P.293。
[viii] 同上，P.192。
[ix] 同上，P.295。
[x] 同上，P.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