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个体意识流变(2)
2014-11-15 01:59
导读：这一时期集中介绍了以郭世英为首的X诗社和张朗朗在中学同学中搞的“太阳纵队”。参与者一般属于少数特权家庭子弟或干部子弟。他们在无忧无虑的生
这一时期集中介绍了以郭世英为首的X诗社和张朗朗在中学同学中搞的“太阳纵队”。参与者一般属于少数特权家庭子弟或干部子弟。他们在无忧无虑的生活之外，政治信息灵敏，胆子大，勤于读书，有精神追求，自视甚高，不愿苟且于凡俗。比如，牟敦白回忆他当时在101中读书时与郭沫若之子、北大学生郭世英的交往情景，记得自己曾经向后者问起过一个问题：像你们这样处境的人在中国是天之骄子，为什么要自寻烦恼？郭回答：人并非全部追求物质。俄国的贵族多了，有的人为了追求理想，追求个性解放（郭世英对强调“个性解放”这个词先后不下数十次），追求社会的进步，抛弃财富、家庭、地位，甚至生命，他们为了什么？1963年初夏的一个黄昏，X诗社面临批判之际，郭世英再次在
校园里向牟敦白表明自己的心迹：如果你是一个有良知良心，讲真话的人，生来便是不幸的。没有自我，没有爱，没有个性，人与人之间不能沟通和交流，自相矛盾，互相折磨，这是非常痛苦的。我在中学时代是正统的，我真诚相信一切是美好的。但是我们渐渐成熟了。上大学以来，我不再欺骗自己。我应该独立思考，我开始记录自己的思想，我不是学哲学的吗？我应该独立思考。[iv]这里可以注意一点，即80年代才流行起来的自我，第一次出现在叙述中。这个概念在当时是否成熟，还是有疑问的。另外，这些人精神优势之一，在于能够接触到平民子弟无法问津的书籍，享有精神贵族式的读书活动。这一点也构成他们的弱点，像人数不多，孤傲离群，又缺乏社会和政治经验。
该书第二、三、四章介绍了70年代前中期下乡知识青年的诗歌创作活动，其中核心人物是郭路生与白洋淀诗歌群体。相对于60年代，这个时期有着更加值得研究的精神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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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群体的人物经历有许多共同之处。大致是：其一，他们当中不少人在文革之前信奉革命化的正统教育，投身过文革。如林莽回想自己是革命干部家庭出生，中学时期积极向上，做共青团
辅导员，每天走得最晚，劳动也绝对干在最前面，学习成绩也是班上较好的，军训项目每项都是满分。突然文革来了，武斗、冤案迫使他渐渐产生怀疑。[v]郭路生还歌颂过上山下乡运动。其二，期望破灭后，深入社会底层，开展全新的阅读与思考，如郭路生到山西南部的杏花村插队，芒克、多多、岳重等到河北白洋淀落户。其三，行为离经叛道，有人为此被投入监狱，如赵一凡、马加、徐晓。其四，改革开放后纷纷出国，怀着乡愁寻找家园，如张朗朗、彭刚。
他们的精神来源大致有以下四个。一是19至20世纪的西方文学作品，也有文艺理论、哲学、社会科学、历史、政治甚至自然科学的书籍。上面提到的内部读物，后来大量散落到一般青年学生与民间，有助于这些正值15至25岁的年轻人开始了精神漫游与思想启蒙。彭刚在90年代接受采访时表示：说到底，我们的“先锋派”就是崇拜西方，不单是崇拜西方的文学艺术，而且是崇拜西方的解放，个性解放。在中国找不到。你看古诗，那么讲究，那么死板，甚至李白的诗，也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你感觉不到自由。[vi]二是苏联解冻时期的文学作品。三是少数新中国的诗作。如何其芳、贺敬之、郭小川与郭路生的直接接触和影响。四是相互之间的影响，如白洋淀诗群成员定期相互交换诗作，又如山西、陕西、内蒙、黑龙江、云南知青当中传抄、背诵郭路生的诗稿。而且白洋淀的知青还关心哲学、经济、历史、政治、
音乐、绘画等领域。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这一群体实际上没有形成完整的政治认知。但是他们的动机和政治现实有关，即对文革时期的一套在情感上绝对排斥，在评价上完全持否定态度。林莽回忆说：文革后期，大家都比较成熟了。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这些东西你丝毫不想参加，但它时时在影响着你。所以，当时我灰心丧气。还有可怕的株连九族，因为一首诗、一封信，你也许一辈子抬不起头来。这种恐惧我想每个人都有。[vii]彭刚在90年代回顾道：北岛政治成分大一点。他的《太阳城札记》，写的都是政治理想，追求民主，我当时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追求自我的感觉，追求先锋派。我们不关心政治。你看芒克的诗，我当时画的画，都是纯艺术。他又说，北岛懂得跟官方讨论政治，而我们根本不讨论政治，我要讨论纯艺术，拒绝意识形态。[viii]出于这种心理，当时的中学生甚至看不上大学生们，认为后者虽然从大学里学了些东西，但是非常迂腐，而且对权力的追求，对政治的追求远远超过中学生。[i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