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个体意识流变(3)
2014-11-15 01:59
导读：这代人的核心价值观实际只是精神自由。有意思的是，当这些过来人回顾多年的往事时，却时不时地使用后来人爱使的一个术语：自我。除了这里彭刚用过
这代人的核心价值观实际只是精神自由。有意思的是，当这些过来人回顾多年的往事时，却时不时地使用后来人爱使的一个术语：自我。除了这里彭刚用过外，马加在解释为什么知青诗人群体难以形成一个严密的团体时，认为大家是过于狂妄，过于自我，过于居高临下，所以它不可能形成一个整体。[x]马加回忆同彭刚三次讨论人活着的价值时，又使用了“提高自我的生存价值”这样的话。[xi]宋海泉在评论根子的影响时说：他使诗人的视线聚成焦点，回到自我本身，回到了对人存在状态的准确、冷静和近似残酷的把握。[xii]据笔者所知，自我在70年代，是个鲜见的词汇。所以估计是作者们无意之中受到改革时期思想倾向的支配。这不是说后人可以影响前人。而是说，当一切沉寂下来后，人们可能用一个清晰的概念去认识和把握往日的情怀。
这两个十年代存在某种精神上的联系，比如郭路生在1964年同郭世英、牟敦白、张朗朗的交往。但是同60年代的情况相比，70年代的知青诗人具有自己的特点，比如他们当中包括为数可观的平民子弟，而且干部、知识分子、平民子弟之间加深接触，从而大大弱化了那种孤芳自赏的苍白风格，尤以郭路生为代表；他们经受了艰苦的社会实践的磨炼，致之死地而后生，心态更为冷静，意志更为坚定；他们构成并带动了一个远为庞大的社会群体，这一群体同社会联系更密切，生存能力更强韧。如1968停课闹革命期间，在郭路生居住的百万庄一带的楼群里，许多中学生时常聚到一起，听郭路生朗诵他的新作和他喜欢的诗歌。
70年代对80年代也产生了影响。对文艺界，比如现在著名的
电影导演陈凯歌在1967年与郭路生的往来，以及对白洋淀的造访。在
北京电影学院的入学考试上，陈凯歌面试时朗诵的诗作就出自郭路生之手。现在北京电视台主持“晓鹰热线”的秦晓鹰在1969年经常到山西杏花村找郭路生聊天。1985年，上海作家陈村在《新创作》撰文，介绍了根子的《白洋淀》，并认为其价值超过70年代末出现的大批知青文学，如叶辛的《蹉跎岁月》。特别是对以后诗歌创作的影响。1980年，舒婷撰文提到北岛、江河、芒克等人对她的巨大影响。[xiii]林莽在90年代回忆说：食指（郭路生后来的笔名）之所以受到同代诗人们的敬重，重要的是他诗中所体现的艺术指向。60年代的中国，文学艺术作品中充斥着政治口号。然而食指以独立的人的精神站出来歌唱，他让我们感到了诗歌是语言的艺术，是直觉，是情感，是经验，是有意味的形式，首先是人的自由意志与人格的体现。他的后来者们，朦胧诗的早期作者们正是沿袭了这一点，才成为了开一代诗风的代表人物。[xiv]宋海泉也说：郭路生使诗歌开始了一个回归：一个以阶级性、党性为主体的诗歌开始转变为一个以个体性为主体的诗歌，恢复了个体的人的尊严，恢复了诗的尊严。[xv]
最后说明一点，即60和70年代的政治文化研究资料可以说是多而杂。比如，有关文革当中红卫兵一代的行为、思考与觉醒，80至90年代出版了许多回忆录、采访记。这一代人对人权、对个体的价值的朦胧意识，不少过来人都有所触及。像陶铁柱在文章中写道：1968年8月，作为一名老红卫兵，他带着数不清的问题和困惑，到北京
国际关系学院找大学生刘豪探讨。当陶谈到刘少奇在文革当中挨斗，愤怒地提出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权利不受侵犯时，激起刘豪一连串的质问：“宪法？！他刘少奇10年前坚请主席反右时，想到过宪法吗？章乃器顶着宪法游行，要求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各项权利，却被关押了几天，那时他刘少奇想到过宪法吗？噢，现在轮到自己头上了，他才想起了宪法——太晚了！”他又讲：“这不是他刘少奇个人的悲剧，而是我们全党的悲剧。假如我们党早就能认识到并切实执行宪法至上的原则，何至于会有今天国家主席要求宪法保护的荒唐事情发生？！”[xvi]1966年7月至9月，正当文革处于狂热阶段时，遇罗克在著名的《出身论》里写道：“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xvii]1966年7月18日，他在
日记中写下：“读完《五四小说选讲》。能够自由地阐述自己思想的作品才是有出息的作品。由此看来，今天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较之五四时代，真是相形见绌了。”[xviii]徐友渔在总结青年一代经历了文革之后的变化时说：“文革后人们的个人意识普遍地增强了。上海红卫兵头领安文江讲过，长期以来，强权专制缺乏对人的价值的重视，对人的尊严的关注，对人的命运的关怀。个体的人被剥夺了对自由的追求，对幸福的向往，对个性的全面发展。余后的十年，我骄傲地说，我的确活得很青春，很潇洒。我终于成了我自己的上帝！”[xi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