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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分析当时的英国说:当权力为某一阶层垄断时,该阶层会较少地顾及其他阶层的利益,较多地考虑自己阶层的利益;当时英国工人阶级没有选举权,被排除在权力之外,因而他们的工资一直被法律压低,英国国会也不重视工人们的利益。但密尔好像并没有怪罪当时英国的权力阶层,他说:他们这样做实际上是人的天性,没有几个人会单纯出于自己的慈善之心,就去克制自己的利益、促进别人的利益,工人们只有通过自己的斗争,才能得到自己的利益。
一旦国民们掌握了社会体公共事务的最高决策权和监督权,他们就会感到自己当家做了主人。就好比一个十二口人的家庭,种什么作物?家里的存款是拿来盖新房呢、还是再承包一个鱼塘?如果是盖新房,新房如何设计?一个个房间如何分配?这些都不是老父亲一人说了算,而是大家说了算,这样,这十二个人对家庭的向心力、凝聚力就会很强。市场经济用“看不见的手”激发大家的生产积极性,民主政治则用看得见的社会决策机制来激励大家的建设热情。市场经济中的每一个合同,都同时提高合同双方的利益;民主政治中的每一项规则的制定,都同时提高尽可能多的成员的利益。市场经济下,每个人愿意把自己的劳动果实交给别人,仅仅是因为这样可以交换到自己所需要的消费品;民主政治下,每个国民愿意把自己的一部分劳动果实交给政府,仅仅是因为这样可以交换到自己所需要的公共产品。
由于互利性把每个人的利益都正向结合了起来,每个人的利益都得到充分尊重,所以民主可以提高社会大众的建设性力量。正如艾尔斯特在《社会选择理论基础》中所说:民主激发每个国民的建设积极性,这是民主的最大功用。它使每个公民充满活力,发挥出各自身上的创造力和干劲。由此焕发出来的能量,国民们自己几千年都没有意识到,现在则令人惊讶地被发现了(Elster,1986)。密尔也认为:被专制政权压制的劳动者,工作起来是不会有热情的。但是如果一个人发现没有人强制他做什么,他只是出于他自身的愿望才去加入社会,而且该社会体有他一份平等的参与,他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那么他的干劲就会完全不同了。相反,如果他被排除在权力系统之外,要在权力系统之外企求统治者的恩赐,那自然会产生对立情绪(Mill,1975)。
在一个互利性占主导的社会中,如果大家的劳动积极性都被激发了出来,比如某个县里一个种植苹果的农户生产积极性很高,种的苹果又多又好;则他自己可以收入增长,消费者可以吃到更加物美价廉的苹果,政府人员则能多得税收,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可以多得救济。唯一吃亏的人就是种苹果的竞争失败者,但在社会总体财富增长的大环境中,他的损失可以通过其他方面、其他途径弥补回来。
三、最高决策权归属和专业性自主性的矛盾
民主政制决定了国家政治的最高决策权归全体国民所有;但是,要使政府有效发挥自身功能,就必须让具有高度社会政治管理决策专业能力的人担任政府人员,给他们充分的自主权。这两者之间就有一种矛盾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