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如何界定了政府与国民的分工合作关系(5)

第一方面，最高决策权归全体国民所有是第一位的。在西方历史上，贵族制反对民主制的一个理据是：百姓是缺乏社会公共理性的，也缺乏共同行动的能力，因此，从百姓的利益着想，由贵族执政更有利于作出总体效果良好的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这条铁路应不应该修？交通规章应如何定？对外关系如何处理？高收入者交多少税才合适？金融体系如何组织？这些事情都是很复杂的，交给普罗大众去决策，说不定会效果较差。对此，琼斯为民主提出了一种辩护，他在《政治平等和多数原则》中这样说（Jones,1983）：如果百姓公共事务的决定权放在贵族手中，可能在专业性上会比民主制强一些，但会带来另一个弊端，那就是：贵族们会利用这种决定权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当张三要把自己的某些事务交给李四打理时，比如要把自己的一个餐馆交给李四进行决策管理，张三除了要考虑李四的餐馆管理的能力强不强，还要考虑李四会不会把自己的利益倾向放进这个餐馆的决策管理中。张三可能是个书呆子，中了福利彩票得了三十万就去请李四打理餐馆。李四做餐馆管理已有二十年，能力很强，但如果张三真把管理决策大权全部交付李四，可能半年之内三十万就全部赔光。钱都进了李四及其亲戚的腰包。因此，张三为了自己的利益，第一要务是要把最高决策权及监督权抓在自己手里，请来的管理者的能力固然重要，但总是第二位的。琼斯说：由于贵族制下社会政治的决策权在贵族手中，所以即使贵族们公共管理决策的能力再强，对于百姓们效果也不是最好。百姓们的第一要务是把最高决策权和监督权抓在自己手里，然后再设法聘请能力强的专业政治人才来为大家的公共利益服务。

第二方面，政府人员必须具有很强的社会政治管理决策能力。现代社会是人口众多、结构复杂、千头万绪的社会。如果说古代雅典只有几万自由民，公共事务的运作相对简单；那么今天的现代国家动辄几百万人，乃至几千万、几亿、十几亿人民，而且物质文明和文化精神的发展程度也高得多，公共事务就变得极为复杂。要完成如此复杂的任务，一定需要一大批十分专业的人才，他们是政治家、行政官员、人民代表（或叫作议员）、法官、检察官，他们需要丰富的社会政治管理以及法律运作的专业知识，以及长期的实践经验。这是企业家、记者、银行家、生物学家、文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奥斯卡最佳导演获得者，等等，都无法替代的。如果把一个国家看作一个公司，那么，国民与政府的关系，就好比是这家公司的全体股东和经理层的关系。全体股东固然是公司的所有者，但他们对于如何管理好公司，令公司产生很好效益，是不太清楚的。他们必须请出管理决策能力很强的职业经理人，来对公司进行全面的决策和管理。

所以密尔认为：议会的最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决定谁去作首相；同时拥有对他的弹劾权(Mill,1975)。当年美国水门事件后国会已经肯定要弹劾尼克松，所以尼克松看清结果已定，就先辞职了。但是，有了这种最终决定权以后，就要放手让官员们去做社会政治的管理决策工作。如果议员们要经常过问官员们的日常行政管理工作，会导致行政效率降低，损坏专业化分工原则。因此，他们的职责是把握住大的方面，对那些事关社会大众的重大事项，进行把关和监督；对重大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进行审议。而工业、农业、金融、福利、城市管理、教育、外交等等政策的制定，各种社会经济政治事项的管理，各种法律纠纷和法律事宜的判决和处理，都是由行政和司法部门去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