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选举后的党支部：困惑、斗争与权力格局?(10)
2015-09-03 01:09
导读：最后，让我们来看一看S镇的洋美村，听一听村支书的精彩发言。这个村共有700户2000多人，分布在9个村民小组，容姓占80%，其他姓氏有聂、余、陈等，村支
最后，让我们来看一看S镇的洋美村，听一听村支书的精彩发言。这个村共有700户2000多人，分布在9个村民小组，容姓占80%，其他姓氏有聂、余、陈等，村支书直率地说，历来都是容姓人家当书记。本村经营着5个村集体企业，总产值2000多万，村财政收入300百来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4500元，来源主要是养鱼、种稻、水果和集体分配。56岁的村支书兼村主任，在位9年，现任新会市人大代表。在他任上，村民生活年年改善，几年都不用缴交纳钱粮款项，全有村里支付，因此他建立了父亲般的权威。1999年5月的村民选举中，村民以一张白纸上提村主任候选人，共提出80个村主任候选人，得票最多的有280张，最少的1张。村书记以高票当选村委会主任。听一听他平白如水、内涵深刻的发言，就知道此人绝非等闲之辈：
在你们进村的时候，肯定看到了我们村的牌坊，上面就是‘洋美’两个字。在人民公社时期，上书‘三江公社洋美大队’八个字。撤社建乡时，这个牌坊被打掉，有的社员都流下了眼泪。后来为美化村容，上面又要求我们建村牌坊。牌坊立起来了，上面写上“洋美管理区”吗？我说不行，今后还会改写。果真，管理区又撤了，好在我们不用改牌坊。我们就是‘洋美’二字，什么大队、管理区、村委会都是他们给我们挂上的招牌。 村民选举当然是好事，可以选出大家服气的领导。古话讲天无二日，一个村也只能容许一个长，不管是叫支书还是叫主任。这就象一个脑袋一个人，要是长出两个脑袋来，那就是个怪物了。选民选我当村长，是对我的信任；支部要我当书记，是党的需要，反正村里就一个头，成不了怪物。要是村民选另一个人当村主任，我绝对让贤。鸟无头不飞，头多了就乱飞。要是村干部没核心，搞分裂，村里人就会跟着闹派性，窝里斗，那我们“洋美”就真会衰着。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你们两位大学教授，一个中国的，一个美国的，有句话也不知道当讲不当讲：村支书会变，村主任可改，只有我们洋美的牌坊永不变。
显然，洋美村支书辩护的是“一村一长”的机制，而不管这个“长”是支书还是主任。上述发言还提出了政治认同这一更深层次的问题。这位村支书究竟认同什么？是“党支部”还是“村委会”？从他把“大队”、“管理区”、“村委会”都界定为“上级挂的招牌”这一说法来看，表明他似乎并不认同这些政治标签。也许，他认同的是那个“永不变”的村牌坊，正是这种“爱村主义”情结使村长树立了长老权威，而村民的选票不过是这种权威的量化罢了。
四、讨论与结论
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在一篇回顾中国政治50年的论文中谈到：“下一步，中国共产党最急迫的任务是获得一种新的合法性。”而村民选举后的农民，不管是戴“红帽”的村支书、戴“黄帽”的村主任，还是平头百姓，他们的困惑、抱怨、纷争都表达了相同的问题。更进一步地说，村民选举不仅唤醒了农民的政治认同意识，而且也为执政党提供了寻找“新的合法性”的机会。也许，这就是村民选举最大的政治效应。 我们已经看到，无论是沙边村老支书对“忘恩负义”村民的埋怨，还是张边村村支书对“过河拆桥”村主任的责骂；无论是大岭村村支书对村主任夺权的愤怒，还是洋美村村支书那种“爱村主义”式的牌坊认同，实际上都是对其权力合法性问题流露的焦虑。虽然村民选举的导入不是这种焦虑的根源，但村民选举提供了激活这种焦虑的机会。然而，只有让这些焦虑充分流露出来，才能积极地去建立那种获得“新的合法性”的制度机制。
柯丹青认为，中国的许多村民自治论者弥漫着工具主义的影响。这些论者把村民选举描绘成了解决粮食征购、提留统筹、计划生育、干群关系、经济发展等难题的灵丹妙药，甚至还是一种备选的外交策略。无论这些工具主义者出于什么样的策略考虑，都无不令人遗憾地说，他们过分回避讨论村民选举本身的民主价值，也就难以理性地评价村民选举的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