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选举后的党支部：困惑、斗争与权力格局?(8)
2015-09-03 01:09
导读：毫无疑问，村支书“一哥当家”是中国农村权力结构的主要形态。例如新会市，80%以上的村庄权力结构是村支书与村主任“一肩挑”；南海市60%多的村主任
毫无疑问，村支书“一哥当家”是中国农村权力结构的主要形态。例如新会市，80%以上的村庄权力结构是村支书与村主任“一肩挑”；南海市60%多的村主任是村支书，20%的村主任兼副支书。就整个广东省来看，56%的村主任兼任村支书。在实践中，这种“一肩挑”以及村支两委交叉兼职的格局有助于加强党支部的权力。支持这种权力配置的观点还认为，这种格局有助于减少村干部职数、减轻农民负担，避免村支两委的权力与利益争斗。由此看来，那些支持村支两委交叉兼职的理由似乎不支持“党政分开”的政改主张。
在中国的政治话语(political discourse)中，形容村支书核心地位的术语很多。例如，官方文献喜欢用“班长”、“带头人”等；农民则直呼他们是“第一话事人”（说话算数的人）、“当家的”等。而那些专横跋扈的村支书则落上了“土皇帝”、“黄世仁”等恶称。这些褒贬兼有的术语，本身就反映了“一哥当家”格局的复杂特征。
当然，“一哥论”者可以找到许多支持其观点的论据。他们说，华西村、南街村、刘庄村不都是因为有一个“好班长”，村集体经济发展了，村民们就安居乐业了么。他们的中心论点就是，发展农村经济、稳定农村社会，关键是要有一个好支部，特别是要有一个好支书。而“一哥论者”在长篇大论这个观点的时候，似乎根本不知道或者完全忘记了还有村民选举这回事情。 非“一哥论”者当然也是论之有据、言之成理的。在他们所罗列的论据当中，有的村支书简直是十恶不赦的“地主恶霸”。典型的如大邱庄的禹作敏，这么好的一个村书记，还是全国人大代表，竟然蜕变成罪犯。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卢跃刚写了一本《大国寡民》，揭露一个从“大跃进”就开始靠浮夸、欺骗、宗法等手段而步步官升市委副书记的陕西烽火村村支书。而非典型的个案似乎可以随手擒来。这么一些劣迹斑斑的村支书能够获得上级的青睐并青云平步，实在是对执政党理念的莫大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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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正反观点似乎都比较偏激。显然，如果中国农村都能摊上个“吴仁宝”、“王洪彬”或“史来贺”这样的好人，那么中央也就没有必要三番五次重申减轻农村负担了。反过来，如果当家的村支书都是些“黄世仁”，那农民早就被逼上梁山了。其实，大多数村支书都是平常人，既不一定是“能人高手”、“道德楷模”，也不必然是“黄世仁”、“土皇帝”。还是让我们冷静地观察与思考一些平平常常的“一哥”角色吧。
1999年9月，笔者与白思鼎调查了新会三个村子，三个村的村支书与村主任都由一个人担任，当然属于“一哥当家”类型。这种类型的权力结构究竟具有什么特点？这些既是村民选出来的人，又是上级放得了心的人，究竟在想些什么？在做些什么？在扮演一种什么样的角色？ 首先，看一看S镇的三益村。这个村共有1699户、5723人，分成28个村民小组。98年全村工农业总产值5816万，村财政政收入52万元，村民人均收入3900元，人均上缴15元（象征性上缴），本村经济发展在本镇处中等水平。这个村共有83个党员，设9个党小组。在1999年上半年的村民选举中，先由村民直接公开地提出村委会候选人，然后“海选”出村主任和6名村委。本村的权力配置是，村主任兼任村支书，其他5名村委兼任支委，组成交叉兼职的混合班子，“班长”就是“一肩挑”的村支书，53岁。
笔者要村支书比较一下选举前后的不同感受。支书说：“我感觉区别不太，我们原管理区的7个干部，有一个到年龄退休，其余6个都选上了，只增加了一个新成员。村支两委的分工基本上照旧，所以区别不大。”陪同调查的镇干部怕我们产生“新瓶子装老酒”的印象，马上接过话：“我们镇学习梨树县的海选经验，党支部不得提名，放开让村民公开提名，被提名的全都张榜公布。结果管理区的干部大部分被选上了。镇里有个统计，全镇14个管理区的书记有9个被选为村委会主任。其余5个没有选上。选上的就继续当书记，没选上的就提名村主任当书记。通过这次村民选举，镇里认识到，镇里放得下心的，大部分还是村民信得过的干部；而村民群众信得过的干部，镇里更要放得了心。” 回到镇里，白思鼎向镇委书记提了一个问题：“假如当选的村主任不是党员，村书记和村主任的关系又如何处理？”回答是：“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会尊重村民的选择。如果村主任申请入党，我们会考察他是否具备一个党员的资格。如果这样的村主任被接受为党员，那还要看下一届村民选举会不会继续选他。如果村民连续选他，表明他有群众威信，镇委当然可以推荐他为村支书人选，让支部大会投票决定。但你假设的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还没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