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选举后的党支部：困惑、斗争与权力格局?(13)
2015-09-03 01:09
导读：全国农村党员队伍普遍老龄化，直接影响村党支部权力地位的维持，这与农民入党积极性降低有直接的关联。不难发现，当入党的意识形态动机日益削弱的
全国农村党员队伍普遍老龄化，直接影响村党支部权力地位的维持，这与农民入党积极性降低有直接的关联。不难发现，当入党的意识形态动机日益削弱的情况下，人们的入党动机与物质效用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当个人发展机会的渠道增多时，人们的入党积极性会减弱；而当发展机会相对缺乏的时候，入党的诱惑力正如一位青少年的直白：“入党意味升官，升官意味着有权，有权意味着有钱。在我们村里，党员都是富人。所以我们都想入党。现在我要先入团，再在学校入党，毕业回村入党支部。有了权力，干什么事情就好办了。”See Stanley Rose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Chinese Society: Popular Attitudes Toward Party Membership and the Party Image,” in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24, July 1990, pp.51-92。例如，笔者调查的湖南钟水村（570人，1997年人均纯收入不足1700元），全村28名党员，50岁以上的20人，中青年人对入党兴趣不大。原因是村里60%的青壮农民都南下广东打工，而外出打工（个人发展机会的增多）降低了村民的入党积极性（获得“党票”），也就是说入党积极性与农民收入及社会地位的提升不成正相关。村秘书（党员，51岁）说：“现在就是钞票有用，党票还有什么用。就拿我家来说，我女儿（19）在东莞打工一个月（400多元工资），等于我辛辛苦苦干一年。”村支书感叹到：“村里40岁以下无党员，青黄不接，过不了多久，都要成‘白发支部’了。”资料来源：1996年1月湖南嘉禾调查，参与调查的还有谭深、李盾、冯小双、周大鸣、金一红与邓微。
广东民政厅官员访谈，1999年5月。这一上访案件的调查处理结果，笔者目前还不知道。
有关中国学者对实施村民自治争论的综合性分析，可参阅柯丹青(Daniel Kelliher): “The Chinese Debate over Village Self-Government,” in The China Journal, no.37, January 1997, pp.63-86.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整理） 广东调查，1999年。
柯丹青认为，地方党支部（包括乡镇与村）与选举产生的村委会的关系界定不清，对村民自治是一个威胁。See Daniel Kelliher, “The Chinese Debate over Village Self-Government”, in The China Journal.
有关这种矛盾斗争及妥协(如两票制）的生动描述与分析，see Li Lianjiang, “The Two-Ballot System in Shanxi Province: Subjecting Village Party Secretaries to A Popular Vote”, in The China Journal, no.42, July 1999,pp.103-118.
担心“评弹高手”、“刁民”当选村主任或村委员，是一些乡镇领导消极对待或者积极操纵村民选举的动机之一。仝志辉关于陕西省靖边县1997年村委会换届选举的个案调查分析，生动说明了这种担忧及其对村民选举的负面影响。仝志辉：“陕西省靖边县黄家峁、硬地梁村‘乡政-村治’关系的实证分析”及“民主的遭遇及其反思--陕西省靖边县毛团村村委会选举实证分析”，见王仲田、詹成付主编《乡村政治--中国村民自治的调查与思考》，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页79-89，页217-237。
广东调查，1999年。
Z市联合调查组：“关于理顺农村管理体制若干问题的调查报告”（未刊稿），1999年1月。
关于大澳村村支书拒绝移交村务的根源及其后果的详细报道，见林伟雄：“旧村官拒交村务，新村委难以工作--惠东港口镇大澳村采访实录”，载2000年4月11日《南方农村报》第1版（重要新闻）。
林伟雄、刘海斌：“大澳村问题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载2000年4月11日《南方农村报》第1版（重要新闻）。
这篇发表在《北美自由论坛》（作者扬子立系
北京大学研究生，调查时间1997年7月，报告时间1999年2月）上的调查报告，揭示的赵县村民自治现状与报刊介绍的“赵县经验”反差鲜明（关于这些经验介绍，可参见扬爱民：“河北赵县等地实行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的思考”，见王仲田、詹成付主编《乡村政治》页265-275；还有Susan V. Lawrence发表在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no. 32, July 1994,pp.61-68)上介绍赵县北王村村代会的文章“Village Representative Assemblies: Democracy, Chinese Style”）。据此项调查，北王村村民说，在“聪明又能干的”贾国锁当村支书时（1995年前），村委会选举公平，村代会起作用，村务公开，群众放心，村集体果园收入20多万，群众几乎没负担。由于村里搞得好，北王村上了《人民日报》，还有个来考察的美国人，把北王村的名声带到了国外。后来国锁被提拔调走，村子就一天天走下坡路了。继任者吴某把前任留下的20万元家当挥霍一空，村民愤怒地说，这班人光知道打白条收钱，不干正经事情，都快把党支部变成“土匪司令部”了。村民说村主任为人还可以，但无实权，拿村支书毫无办法。村民还反映现在的支部干部好凶恶，一个老实巴交的村民说村里要他交的“地钱”算多了，支书将他赶出办公室，副支书还脱下鞋子朝他脸上打过去。这帮人还恶人先告状，叫镇派出所将这个倒霉者铐走了，理由是抗缴公粮（其实，这位农民既不敢抗缴公粮，也没有拒缴“地钱”，而且公粮之外的所谓“地钱”（“耕地占用费”）本身就强加的额外负担，是违法的土政策。）。调查者还走访了封家铺、西纪豪等七个村庄，除了上述调查结论外，还有一点就是，所调查的农民手中，都有一把不知何时才会兑现的“白条”。
